游戏法师p在第二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kisi

在第二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中青年评论家和作家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和评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探讨与展望，各种思想元素在会场上交流、撞碰，堪称一场思想的盛宴。用中国作协主席 在开幕式致辞中的说法，这是一次“回首来路眺望远方”，更是“再一次擦拭我们的文学理想”。

文学创作：“理想主义”缺失和“全球视野”的匮乏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主体的理想情怀淡薄，导致文学作品的理想主义枯竭的现象，引起不少评论家的注意，在此次论坛的讨论中，他们追本溯源，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

评论家李建军认为，理想主义是一种脆弱的价值观，建构起来非常难，但破坏起来却很容易。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对于理想主义的过度利用严重地造成了这一概念的“话语耗损”和“话语枯竭”，降低了它的影响力和有效性。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除了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观念变革和技巧发展外，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即对传统文学的经验及其所追求的价值观，缺乏足够的敬意和充分的吸纳———从而造成了一种精神上不健全的文学。在他看来，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些以“性”和“身体”为叙事内容的小说中，人所固有的人格尊严，都被小说家随意地褫夺了。而一段时间颇为流行的“新写实”主张，极大地排除了文学叙事所需要的概括性和选择性，专注于对外在物象的芜杂的堆砌，造成对思想的遮蔽，导致审美趣味的贫乏和理想性的缺失。

“文学总根植于希望和理想。”李建军表示，一个优秀的作家，既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也必然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这理想一定是与人的命运和尊严密切相关的生活理想和文化理想，是与美好的人物形象密切相关的人格理想和道德理想。“《红楼梦》讲色空，果戈理爱嘲讽，鲁迅冷峻，契诃夫忧郁，但他们都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蕴含着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人类的温暖的爱意，有着对美好人性、理想人格和理想生活的直接赞美或隐喻性的肯定。”而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学丧失了理想主义，“学者和诗人，都成了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都丧失了想象未来生活的能力和构建理想图景的 ，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肯定处于缺乏活力的状态和低层次的水平。”

评论家洪治纲则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从“现实主义”向“俗世主义”滑行的集体倾向切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潜在危机。他认为，随着现实主义的全面崛起，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为“真实”所左右，每每以各种共识性的经验和生活常识作为自己创作的坐标。尽管大家都明白，“艺术的真实”并非“生活的真实”，但是面对一部部书写现实或者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品，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读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动用“生活的真实”来检视作品的审美效果和阅读体验。文学不断地被客观化的现实准则所制约，创作主体应有的理想情怀却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淡忘。而这种俗世主义的写作，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显得愈来愈突出。一些作家对俗世的欲望满足保持着高度的认同，甚至是极端的迷恋。写作不再成为情感提升和思想深化的审美需求，而是各种潜在欲望的宣泄，或者是谋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手段。

洪治纲认为，现实主义与俗世主义之间的界限，应该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也就是说，在现实表象、俗世欲望和作家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明确的距离感，是否体现了创作主体内心所拥有的反抗、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姿态。“让文学保持对人类理想的关注，并不意味着作家必须背对生活，回避现实，而是要求作家恪守人类孜孜以求的人道立场，满怀悲悯之心和高尚的情怀，书写生存的伤痛和不幸，重塑人之为人的尊严和骄傲，体现文学应有的精神力度。”

评论家刘川鄂从今年文学奖得主略萨的演讲《全球化：文化的解放》谈起，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的文化人越来越注重本土化，强调地域性和民族性，从文学写作角度看，当下文坛兴起的汉语写作热、方言写作热和地域写作热，均是这一观念的产物。但略萨的演讲指出，过分地抵触全球化，控诉西方文化霸权是一个有意的误导，全球化不会窒息本土文化，反而会将本土文化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中解放出来。刘川鄂认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解放。文化的民族性是不可抹煞的天然事实，但文化的指归在人的自由和幸福，在全球化视野下文化的受益主体是个人和人类，这是我们思考的立足点。

在他看来，伟大的文学直逼人性、直通人类，具有对时代社会的超越性特征，因此它也会超越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弘扬和创造优秀文化比保卫民族文化更重要，人类的共同进步比民族主义的自卫与 更重要，文学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比地方风习展览和方言比拼更重要。而许多中国作家缺乏全球视野，缺乏人类胸襟，太局限于地方性、民族性、当下性是致命伤。优秀作家不应沉溺于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要超越个人的人生体验，提炼出具有时代内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菁华。源于经验，高于经验，自觉地以思想烛照经验世界，才是优秀作家必须具备的素质。

评论家贺绍俊的观点则是，中国当代文学所呈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发展了一百年多，但还没有建立大理石被雪覆盖的路面巨滑起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如今的中国文学界，无论是写作还是评论，依旧停留在思想突破上，没有从深层次意识到语言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如不能解决，思想只会成为浮在表面的漂移物。在他看来，文学语言不等同于日常语言，也不等同于书面语言，而是一种优雅的语言，是承载民族的文明精华和精神内涵的语言。只有建立起优雅的文学语言，才能使中国当代文学得以发展和突破，从而真正走向世界。

文学评论：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忽略和对“文学性”的遗忘

在对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现状进行剖析的同时，参与论坛讨论的评论家也对当下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评论家南帆从自己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谈起，“我注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迹象：文学批评———也就是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作家的分析———愈来愈少。许多批评家放弃了所谓的‘细读’，转向了宏大的理论企图———转向了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不少作家正在逐渐丧失对于批评家的敬意。他们肚子里常常嘀咕的一句话是———许多批评家越来越不懂‘文学’了。”他发现，许多杰作往往纹理细密。这些作品的质地坚实厚重，人们甚至很难用一句话简单地概括这些杰作的主题。相反，一些貌似尖锐的直接把我撂倒在大街上作品内涵单调。批评家之所以很容易给这些作品安上各种名目，恰恰因为它们简单。进而他开始思考：“批评家是否真的忽略了什么？”[NextPage]

他认为，从作家的写作来看，许多传世经典的确有“纹理细密”的特征，“许多时候，人生是由众多的细节铺陈出来的。一个人的生活感觉通常会落实到细节层面上。作家通常知道，虚构一个精彩的情节远比虚构精彩的细节容易。许多朝代不允许个人修史，因为涉及的是大事件，大人物。相对地说，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考察的是历史之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近现代以来，日常生活的意义逐渐进入了作家的视野。”但文学批评时常对于这种分工表示不满，批评家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将文学之中的各种日常生活景象纳入历史范畴。但南帆认为，历史不该理解为抽象的、没有任务只有时间和数据的记录，文学可以表明，具体的个人以及围绕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作家只有潜入这些日常生活，条分缕析，文学才不至于如同泡沫似地浮游在生活的表面。

因此，他认为，尽管文学曾多次充当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化先锋，但是文学提供的个人故事或者日常生活经验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学作品的细密纹理时常被弃置不顾，只会运用“大概念”、“贴标签”将导致文学评论的大幅度萎缩。

评论家吴义勤则认为，中国文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最习惯的仍是一种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评价，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非文学的话题来谈论并作为评判文学价值高低的依据，是一种源远流长且被广泛认同的思维定式。对于“文学性”的遗忘，对于文学“审美属性”的忽略，已经成了一个“共同守护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越来越远离其本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而中国文学的评价问题其实是由中国文学评判标准问题衍生而来的。一方面，中国文学的评判标准一直缺乏稳定性，一直没有能够形成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拘囿的普适性的核心价值与核心尺度；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评判标准又一直不是有机性的，而是随机的、割裂式的，没有形成兼容不同形态、不同诉求、不同审美理想的综合性的标准体系。而在他看来，当今文学评判尺度再次出现巨大变化，“题材决定论”、作家身份论等文学评价尺度再度复活；有些评论从灵魂、精神、道德、世界观角度审判文学与从游戏化、娱乐化的角度来“妖魔化”文学，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被严重扭曲与改写。“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变得越来越轻率、容易，理直气壮，对文学的肯定则越来越轻微而不自信，但无论是肯定与否定，基本上都告别了‘文学性’的尺度，是纯粹道德、精神、伦理话语的一次狂欢……评论家显示了无比的精神优越感和盛气凌人的道德审判官的气势，似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混乱、人心不古、道德滑坡都是小说造成的……今天的文学界，在道德主义者眼里完全是一无是处、一片黑暗……”他认为，如今需要反思，我们对这些道德词汇的运用是否是在文学话语的体系内运行的？是否偏离了文学性的轨道？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如果我们试图建构一种有机、稳定、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学评价标准体系，文学性应该是一条基本的底线，没有这条底线，文学不成为文学，文学史也不成为文学史。

（：邵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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