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警关说与官说杂文

据报载，台湾立法机关主要负责人王金平因“关说”案，于201 年9月11日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虽说此案仍在纠缠，但“关说”一词已在大陆风靡。简言之，台湾的“关说”即大陆的“说情”。笔者无意评说王金平案的是是非非，却对台湾的“关说”即大陆的“说情”有了新的思考。就大陆而言，“关说”一般应该是“官说”。其他平民百姓说了也白说。只有“官说”，才有可能达到“关说”目的。因此，对于大陆来说，我更愿意用“官说”一词来代替台湾的“关说”。

从王金平案来看，台湾对于“关说”防范之严，处理之重，令人咋舌。大陆对于“官说”，至少目前还是麻木不仁的。多数人还是感觉有事找关系正常，不找关系不正常。有人帮自己“官说”是有人脉，没人帮自己“官说”是没能耐。

“官说”在中国的历史上非常悠久。以至于在官场上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官说”现象。有直接说的，即“官说”者直接告诉你，某某的案子不要办了；有间接说的，即“官说”者通过第三人表达对某案件的关切；有含蓄说的，即“官说”者可能会告诉你某某案件的主角，是他很好的朋友，说这个人非常好；有威胁说的，即“官说”者对办案人员故意举例说，以前某某不听话直接让他给拿下了，暗示你必须听他的话；有挑刺说的，即无论办案人员多么正确，“官说”者总能找到否定的理由，并把它无限夸大；有诱惑说的，即“官说”者告诉你组织上很快要提拔一批干部了，暗示你识相点，他以后会帮你；有亲情说的，即“官说”者通过施压你的亲属，让他们找你“关说”；有哑语说的，即“官说”者将办案者与被调查者约在一起或吃饭，或娱乐，什么也不说，只让你看出他与被调查者非常亲密的关系；有间牒说的，即“官说”者以指导办案的名义出现，暗地里向利害关系人通风报信；有换人说的，即“官说”者对于胆敢不给自己面子的人，就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调整其工作，再让听话者接手等等。当然，这里仅是简单地举几种方法，实际生活中比这些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由于“官说”泛滥，为官者也不胜其扰。于是，便又催生出一些巧妙地拒绝“官说”的办法。以领导签字为例，据说有的明确告诉下级，自己竖着签名就办，横着签名就不办；有的规定，自己单纯在签署意见后加签名的就办，所签姓名后加一点的就不办；有的规定，自己签署“办”的就办，多一个字的就不办；有的规定，自己签署“依法办理”或“酌办”就是坚决不办，签署“速办”就快办；有的规定，自己只签署不亲自打的不办，签署并亲自打的就办；有的规定，自己签署意见并正常签名的就按签署的意见办，如果自己签署意见后，所签的姓名最后一笔划有意拉长，即要拖一拖再定。等等。

“官说”既产生于“人情”文化，又产生于官员对私欲的追逐。中国人重“面子”，讲“人情”。无论什么事，只要人家求上门了，总得给人家一点“面子”。所谓“纵有杀父之仇，也有见面之情”，可见中国人的“面子”多么重要。重要到可以超越道德、法纪，可以没有原则、王法。当然，但凡“官说”者，绝大多数都是以私欲作为“发动机”的。没有了对私欲的追求，也就会减少许多“官说”者。因为他们讲的“人情”，往往不是他们声称的“人之常情”，他们也不是对人人都有情，而是有选择的“说情”。没有所谓的“礼尚往来”，就难有“官说”存在。世界上是没有免费午餐的。

“官说”对社会是有害的。其本质是官员放弃了本该高悬头顶、端置于心的“公平正义”，而去徇了私情。他们维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损害的是多数人的利益；维护的是不当利益，损害的是正当利益；维护的是个人，损害的是社会。因此，面对台湾的“关说”案，我们大陆是否也应该深思呢？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４日于青岛）

共 1469 字 1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我们大陆，官场上“官说”是硬道理的现象不足以为怪了。官，原本是为人民办事，理清百姓间的是非争论，亦或是正确处理官与民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的变质让人心酸。“官说”的本质就是官员放弃了本该高悬头顶，端置于心的“公平正义，而去徇了私情，滥用权利关系，损害正当利益，损害社会。虽然我国台湾省与大陆是对海相望，可台湾的”关说“防范之严，处理之重与大陆麻木不仁，“不找关系不正常”的现象却是海天之隔，对此大陆是否应该深思呢？作者这篇凝重的文字旨在鞭挞那些滥用公权，唯利是图的官场不正之风，令人深思。【：绮风静容】

1楼文友： 22:1 :17 凝重的文字旨在鞭挞那些滥用公权唯利是图的官场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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