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我写穿心莲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作为第一个长篇，《穿心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我个人写作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它的思考和反思，我期待能在我的下一个作品中显露出来。因此，此刻关于《穿心莲》的言说是困难的。不过，在和朋友们交流过程中，有几个带“技术性”的小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

第一个问题——关于标签。

如今是一个贴标签的时代。有一些“新概念”到处横行：比如“剩女”，比如“宅女”，比如“小三”……这样的概念在生活里也许还有存在的必要，在 文学作品里则绝对是粗暴和应该远离的。我笔下的女主人公，我拒绝贴上任何标签，而且在写的时候也从未刻意提醒：这是个 0多岁仍然单身的女性、她长得一 般、她“应该”一心想结婚，或者怪僻乖张……她就是那么一个人，会做的事情都是出乎她的性格，会这样走路这样吃饭这样哭这样笑……因为她是她，和一切简单 可笑的标签无关。

那个让男女主人公感情发生巨变的小岛，没有一个名字，也没有任何地理方位的暗示。几个重要人物被命名成“薄荷”、“豆沙”、“木耳”，这样的略带卡通、缺乏联想性内涵的名字，是因为，名字也是一种标签，有时候也不重要。

在生活里，每一个人都是不应该而且很难贴上标签的，在作品中也是如此，对写作者来说，面对的永远是“这一个”，有温度、有颜色、“毛边”的、难 以概括的“这一个”。正因为如此，描摹和刻画才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其实，对阅读者来说，标签对真正融入、有所感悟也没有好处，有点像一个低水平的导游， 表面上在介绍和指引，其实是干扰和遮蔽。

第二个问题——关于物质。

有一个关于《穿心莲》的介绍中说：“潘向黎的这本书里，几乎没有‘物质味道’……那双男人为女人买的鞋，没有品牌和价格，不过用‘绑上脚踝的丝 带’来暗示那是一双近两年很热门的芭蕾舞款式的鞋……”这算不上什么赞扬或者批评，但是提醒了我，关于都市生活的描写，如何对待物质，确实是一个回避不了 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都市人的肉身生活在物质的包围之中，而且因为物质也会悄悄地影响我们的精神生活。

回头看了看，我对“物质”采取的态度，似乎可以说是细节上重视、总体上忽视。比如，就说上面提到的那双鞋，写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一双非常明确 的鞋的样子，它是这两年流行的芭蕾式样的，确实出现在许多橱窗之中，它穿的时候也确实需要两只手，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困难、需要别人帮忙，而且它所暗示的轻 柔浪漫和女主人公单调艰苦的生活形成的反差也是好的……几年前，在写中篇《一路芬芳》时，里面的李思锦所用的姜味香水和镶水晶的披肩同样都是有现实蓝本 的，都是那一年两个品牌新推出的产品。有读者来向我求证，然后问我为什么不写出品牌的名字。那个小说里，那个女主人公应该是对时尚敏感的，所以我暗暗地把 时尚而且适合她的东西给了她。但是当然不会写出牌子的名字。物质如果堆砌起来，就会影响人物的自由行走。

第三个问题——关于背景。

几年前在日本参加亚洲女作家论坛的时候，被问到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你在写作的时候，是用标准语思考的吗？如果不是，是用上海方言或者你的家乡 福建方言？我想了一会儿说：“是我们的标准语，普通话。”提问者又问：“你的母语就是标准语普通话吗？你做梦时用什么语言？”我愣住了，然后发现 自己的方言背景是如此的淡薄，甚至可以说，我是个几乎没有方言背景的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缺少了这样天然而鲜活的语言和精神的资源，这是一种巨大的缺 失。那时，暗暗沮丧之中的我没有想过：用普通话、书面语言思考的写作，是否也有其优势？

有一位朋友说，在我的小说里从来不强调背景，里面的人、情绪、故事也可以放在纽约、伦敦、米兰、东京……我当时连忙申辩说这并不是有意向“全球 化”潮流靠拢，没有意识到这和语言有关——我的语言是一种来自于课堂和书本，缺少土地、田园的滋养，也未受石库门弄堂、四合院熏染的语言。

直到有一位在国外生活的读者看了《穿心莲》，对我说：“这个故事特别适合我们看，有的小说，那个背景和语言和我们相差太远，一下子就把我们赶出 去了。”上海一家报纸也这样评说《穿心莲》：“毫无方言色彩，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你可以是任何一个城市的读者，读这本书，你不觉得你在读别人城里的别人 的故事……”

那么，也许背景的淡化、没有方言色彩不仅仅是一个缺点？也可能有利于某一类读者的接受？甚至，可以算是风格上的某种特点？

我的思考被引发起来，但仍不清楚——想清楚了也未必有意义，因为方言背景是写作者的一个宿命，本人其实无能为力。

而，用一种拒绝标签、远离物质、比较精纯的语言写作，可以是一个目标，我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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