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野参加上海知青回访团散文

办公室工作比较难干，很难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刚起步就迂遇到一些“革命”难题。我为自己安排了工作思路，即以县委、革委中心工作为重点，尽快适应办公室很强的综合性、平衡性和服务性。

那时，5000余名上海青年和哈尔滨等地青年或集体办青年农场，或集体插队在生产队。一些人平平淡淡混日子，一些人有理想奋发努力，一些人沉沦玩世，有些人当上了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业技术员、出纳、会计、拖拉机手、木瓦工、电工；有些人当了队干部或被评为先进个人，一批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有一批人参加了解放军。1970年以后，又有一批知青被推荐到各类大专院校深造。可怜的知青们已经分为不同层次的人力结构。但也存在许多问题。特别女青年到了青春期，围绕婚姻问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生产指挥部的同志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我们到办公室以后，许多青年即找我们上访，反映最多的问题是要求工作和女青年被强奸骚扰之类。工作中，在招工指标安排上，我们明令优先知识青年。特殊困难的青年，我们也曾做过特殊安排，特殊批给指标。现在能记起的典型约 0几例。其中有一对黑河兄妹青年，无父无母，没有任何外力支援，生活十分孤苦。当我们从他们插队的罕达气大队调查情况属实以后，特殊批了一个国营指标，一个大集体指标。兄妹俩人推让国营指标，当时传为佳话。可惜的是妹妹在大集体单位很快出落成大姑娘，又很快混入地赖子群体，什么事都跟着干，被公安局抓起来。回答审讯问话时，她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县革委办公室，对不起县领导对她兄妹的期望。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大张旗鼓地打击奸污迫害女青年问题。一些女青年也开始上访。我们多数认真地把情况转到公安局。但对个别情节严重的问题，直报县委或县革委领导。西岗子公社某大队支部书记在地窖里奸污上海女青年，习以为常。当一位上海女青年到县里开会，指名道姓找到我们，揭发这件事时，情节令人惊讶。但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认为问题是女青年生活作风不好带来的。我们立足于保护知识青年出发，催办此事，整理材料上报。当这个支部书记被拘审时，交待了奸污多个女青年的骇人罪行。

爱辉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4年开始。按照中央精神，首批动员黑河镇内20名知青于6月份插队下乡。次年，又动员81名高、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下乡。1966年，哈尔滨青年先后有400人落户爱辉县农村，组建集体所有制的哈青农场。县内又动员百多名知青下乡，组建集体所有制的烽火农场。这是调解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矛盾的一种措施。城里多余劳力转向农村，客观地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恶果的必然。

“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不招生；工商企业等行业、部门不招工，大批青年学生走上社会给国家的正常运行带来了极大压力，城市运行出现了难以处理的矛盾。中央只好将大批劳力转移到农村，分散在农村，1700万知识青年只好奔赴农村，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初由计委牵头管理此事，设置安置办公室。后来单独设置机构叫“知情办”，管理这件棘手的工作。

爱辉县截止1976年末，县内动员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7067人，接受、安置上海等外省、市知识青年570 人，共12770人，其中上海青年5200人。这些人分别安置在10个人民公社的118个生产队、10个林场、５个地方国营农场、15个系统自办农场。这里说几句额外的话。这些青年后来招工进城1414人，参军 6人，招生8 2人，提干105人。1976年以后，上海青年大部分返回上海。1986年，我调任黑河地区计委工作，主管招工指标时，再次研究知青问题。1981年以后，爱辉县全部安排了留在当地的上海青年121人，黑河青年219人。爱辉县安排到集体企业的40几位上海青年和逊克县百多名上海青年在上海市上访，要求改制。两县领导找我研究处理方案。我在调查以后，分别批给这些有过苦难历程青年们以国营招工指标。

话再说回来。回顾从我在北极村看到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到“上山下乡”做为运动的结束，从1966年５月1 日200名哈尔滨知青在欢呼中受到黑河以地委书记为首的2万多人隆重欢迎到1979年知青纷纷返城，返回原籍，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民族的悲哀，社会的动乱，人民的苦难。

当时中心工作之一是在农村“包点”。革委办的“点”在新民屯，和吴隆洲的点杨树屯紧邻。我们带学大寨工作队下乡初期就住在青年点的宿舍，有一段时间和青年们同吃。他们不大会干活，生产技能远远不能和当地社员比，大多数人的劳动态度也不能和老社员比。工分比较低，多数人年终分配时是亏损户，反欠生产队。少量人，例如拖拉机手等人工分高于当地社员。知青生活很苦。除了分配的口粮，园田地的蔬菜，烧柴等实物，别无他有。为了“改善”伙食，有的男青年自告奋勇逐户偷鸡，偷狗，到邻队小偷小摸。但怕被蹲点工作队发现，半夜在女宿舍处理这些鸡鸭之类食品。

我哪里能不知道！？他们犹如《水浒传》中的石迁偷鸡，留有旁证。我让工作队中从爱辉公社抽调的上海青年“打入”内部。他曾两次夜半陪同吃狗肉，知道了几乎全部情况。丢鸡鸭鹅，丢狗和小猪的人家找到队干部，几乎都认定是上海知青干的，告他们。有人曾找到宿舍，和男青年对吵起来。

这类事怎么处理？我兴棋不定。饥饿出盗心。他们真的为了生存！知青们没有破坏社会治安的故意，但他们却破坏了社会治安，破坏了社员的安定生活。我想来想去，和队干部们商量个折衷办法，即过往不纠，由支部书记单独对青年进行一次传统教育，摆摆现象，讲讲成破利害。同时宣布帮助青年们安排一定蛋肉之类的副食，用记帐办法，年终结算，队里报一半。据说，用这种办法处理这类问题的地方并不多。

女青年中的部分人却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即和当地青年谈恋爱，吃住到男青年家，或吃在男青年家，住在女宿舍。我对这种事情做过一般性地探讨。他们多数还是正常的男女恋爱，但个别女青年确有政治上的需要，找靠山；少数女青年确实受不住艰苦生活的煎熬，找个比较舒适的家庭环境，了却吃上顿不知道下顿滋味的生活。我第 次下乡进村，正遇到一位因事故截肢为一条腿的男青年骑自行车驮一位上海女青年去登记结婚。截肢男青年的母亲乐的合不拢嘴。登记回来的上海女青年进门抱住“老婆婆”就叫妈，高兴的老婆婆满脸喜悦。她已经在他家住了几个月。

当地群众按“政策”欢迎他们，但按需要十分不满意。新民屯和其他各大队一样，每年收入都是稳定的，每年每亩地的劳力投入也基本定局。忽然来了几十个上海青年，还种那些地，还分配那些收入，10个人的饭份要14个人吃，哪里不受影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知识青年冲击了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饭碗里往外扣食。

我和大队支部张书记悄悄地算过小帐。知青进点以后，每户老社员家庭每年最低少收入 00元，占原收入的四分之一。知青个人的全部收入和对知青安排的支出都是知青进村后新增支出。这笔支出实际是社员的收入。这样计算，社员的收入降低比率更大。“文革”极左路线带来的灾难，错误政策带来的无法处理的负担转移给广大农民，由农民口袋里往外掏腰包处理。如果说，“上山下乡”坑害了一代人或几代人，带来人才的巨大浪费，社会的巨大动乱；农民也倍受损失，倍受冲击，多少年以后才缓过那个年代的一口气！

当时，上海市革委会派出大批干部到上海青年安置点，负责对青年的组织领导和教育工作，曾有 批 65人派到爱辉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也是“改造”对象，半发配下来。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帐。但在基层表现的很好，很有成绩。我们至少和其中三分之二的同志交往，对他们格外同情。但少量干部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明显的投机性。上海干部们对这样人也格外瞧不起，不交往，甚至街上路遇绕道走，避而不见。

有一次某地发现山火。上海干部带知识青年和社员一起扑火。有位级别较高的干部，跳进残火里，高呼革命口号，要同志们奋勇前进，奋勇扑火。然后跳出来倒在地上“昏”了过去。这位同志平时穿一条在膝盖处补两大块补丁的裤子，以示革命；改名字叫一个十分走红的字号，以表革命决心。这位同志不讲革命的话不发言，讲话必定革命。有次社员开批斗四类分子大会，他激动地高喊口号，批判地主富农分子是唯生产力论的忠实走狗，然后又高呼打倒上海最大的走资派，大谈该大队四类分子的黑后台是陈丕显、曹获秋，表示对陈、曹和四类分子“誓”不两立。

这位同志是第一批到达黑河的上海干部。我们第一次和上海干部见面就认识了他，记住了他。他的灰色裤子在两个膝盖处各补了一块新蓝布的大补丁，反差大。招摇过市，鹤立鸡群，十分突出；他新改的名字具有革命颜色，和蓝补丁搭配，红蓝相印，易于上口。但没有几天，上海干部中就传出对他投机“革命”的种种议论。

上海干部在火场烧昏过去的消息传到县里。隆洲让我妥善处理。我赶到防火指挥部。那里的同志都认为“昏过去”的上海干部在“演戏”，不用管，两天就露原形。但昏过去的是上海插队干部，具有客情，即使假事也要真办。我和医院打了招呼，让他们准备接受扑打山火烧伤的上海干部。

据说，这位有较高级别的同志从残留火场“抬”下来的时候，一路哼哼呀呀，不时地穿插几句“不要管我！”“一定要保护住国家的大森林！”“往前冲，一定要保护好国家森林资源！”“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呀！”

专车把这位同志和另两个上海干部送到医院。我请医院抓紧安排处置；然后和文志并防火指挥部的一位同志赶到病房看望。大夫介绍说，那位上海干部头部有树枝划伤，已经结笳，无须治疗，但患者要求包扎，要求用纱布围绕头部包扎；左、右手腕处各有１个灼伤水泡，犹如开水壶蒸汽“疵”了一下，起个水泡，患者也要求用纱布整体包扎。

我们心中有数。如果当地干部有了这点“伤”，不会有人离开火场，不会有人认为这点水泡就是伤。我坚持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们赶到病房代表县委、县革委会领导看望他们。病房屋里只有那位“昏”过去的同志。院长推开门，我们只见他立刻半回转身，面向墙壁，半躺半倚在床头被子上，有痛苦呻吟声音传出，又有谁也未听清的话语。当院长走到他的床边，说县里领导来看望他时，他“努力”地半睁开眼睛，“痛苦”地说，“不要管我，其他同志比我还重要，赶快抢救他们！”文志用眼睛跟我说话，主张我也“演戏”。我表达县委、县革委问候之意之后，高度赞扬上海干部来到边境的革命精神，亲赴火场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一事当前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其实，这 个“革命精神”纯属应景之说，但却是县里的结论，他足可以引用以证明革命的光彩。这位同志裤褪上的大补丁有烧焦的小点。我说那个烧焦点就是战斗在火场的一个标志。他激动了。他原来并不知道烧焦的点，立刻把裤子脱下来，要邮回上海，做为向上海市革委会春桥、文元、景贤汇报思想的例证。并要我予以证明，要爱辉县人民证明。

另两位“烧伤”干部不懂灼伤水泡的道理，“随帮唱影”，跟着走到医院。当他们听医生介绍情况后，只做了消炎处理，贴上一条“胶布”，已经不当“伤”了。

返回办公室的途中，我们几个由病房谈起，不客气地议论起什么叫政治投机，什么叫投机政治，什么叫政治演出，什么叫演出政治。

1974年，中央对知情工作抓的比较紧。黑河地区6月6日召开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山工作会议，７月15日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197 ）21号、 0号文件、黑龙江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爱辉县在贯彻落实中央和省的知青工作会议精神时，确定由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和我带队，到上海进行知青工作回访、对上海干部回访，巩固知青工作。同时我率物资、农机、商业等部门组成的采购团，到上海市采购。

1974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时期，上海市很欢迎我们回访。上海插队干部在爱辉县有“值班”同志，他们提前回沪为我们一行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中又是非常好的向导与参谋。回访形式除和市知青办交流上海青年在爱辉成长和存在主要问题，探讨下步协调合作问题以外，主要是家访、家长座谈会和报告会。

报告会举行了３场，在 所中学。那里前几届的初高中毕业生都在爱辉县插队，在校学生又面临下乡问题。我们在会上报告插队学生们的成长情况，讲爱辉县的广阔天地，具有回访汇报作用，又宣传上山下乡重要意义，客观地起到协助学校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的作用。加上爱辉县是《爱辉条约》签订地，处在中苏边境，又增加了许多神秘色彩，增加不少鼓动力量。学校和区委十分重视我们的回访。区委领导同志或参加会议讲话，或主持会议讲话，结合我们的报告，把回访报告会变成了上山下乡的动员会。历史地讲，我们上海之行为错误路线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共 8 9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文章详细记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间地点，和一些具体问题，触目惊心。1964您青年大批来到黑河，知道1979年才陆续返城，剩余的也分别进行了安置。十五年时间里，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撇家舍业背井离乡，从遥远的上海等地来到黑河，犹如海角天涯。他们离开了父母亲人，离开了家乡故土，真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做，茫茫北国，大漠荒原，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辛勤的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就像一株幼苗被抛弃在荒凉的山野，他们不仅仅是劳动那么简单，还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也有个别的女亲年受尽了摧残，一个地窑子成了大队书记安奸污女青年的根据地，她们心里有苦不敢说，有冤不敢诉，怕得罪了他们，得罪山神爷养不住小猪啊。好在落实知识青年政策以后这些受害亲年赵正夫控诉，歹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文章书写很详细，有许多资料性的东西。既反映了知青下乡的实际情况，又记录了一些青年家庭不同的生活条件。文笔朴实大气，语言流畅自如，思想积极上进。好文章。问好老师。【秋心】【江山部精品推荐01 12 012】

1楼文友：201 - 22: 0:02 一篇记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好文章，问好老师。 秋心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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