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在当代世界中

  在当代世界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到底达到何种程度，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与力量，它的存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确实不断增加。为民族性原则辩护的学者首先必须诚实地面对诸如概念的问题、边界的问题、历史建构的问题以及更重要的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等问题。在当下中国，秉持自由主义原则和理想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认真思考和积极回应在笼统的民族主义旗号下的各种思潮和论述，任何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和畏难心理都是应该摒弃的；应该在思想原则的彻底性、对现实状况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对未来发展的积极前瞻的基础上认真地展开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论述。

  戴维·米勒的《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11月）对民族性原则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尤其重要的是他对民族主义从概念到实质的复杂性进行的思考。他在“导言”中细心地分辨了民族主义与民族性概念的区别，分辨了各种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方式的差异；他关心的不是急于提出某种民族主义理论，“而是确定如何思考民族主义以及对它采取何种实践态度”（第4页）、“提出一种思考民族主义和民族性的方式”（第186页）。他对这个论题的复杂性的考察对中国语境下的思考很有启发，比如他认为简单地把民族主义看作是必定的、不可改变的现象，从而导致全然拒斥或被动接受的态度，都是一种误导，而这些都是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的民族性思考中存在的（第4-7页）。

为了避免“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中的太多不确定的内涵可能会起到的误导作用，他倾向于使用“民族性”这个概念，并且对他为之捍卫的民族性观点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民族认同是理解身处世界中的位置的合法方式；第二，民族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对同胞的义务符合伦理学的要求；第三，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是正当的，并且应该有合适的制度结构。他进而强调这三个主张是联系在一起的，是非常适度的诉求（第11-12页）。当然，他很清楚这些主张都会面对挑战，尤其是在政治理念上的挑战。

从思维方式的多种角度、对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各种复杂性的考虑而言，戴维·米勒远比威尔·金里卡来得复杂和细微。金里卡在认真梳理了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脉络与思潮变异的基础上阐述了自由主义思想对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重新定义（参见《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力图证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自由主义的大旗下调和的可能与现实意义。这种调和以自由主义民主的三条原则（社会公正、商议性的民主、个人自由）同样被民族主义供奉和实践为前提，在民主宪政、宗教宽容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具体论述下，民族文化的活力与人民的民族认同得到实现（参见同上书，第2 5-2 6页）。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也是自由主义所必定要坚持的。但是，仅仅停留于这种原则性的论述显然不够。

戴维·米勒对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关系的论述经历了很多复杂的细节讨论，最后就如何使自由主义论述与民族主义论述联合起来做了总结。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种联合不是简单地黏合在一起，而是相互对思维方式的影响、相互因为对方而对自己有所修改。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那种一开始就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对立的意识形态显然是错误的（第196页）。但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也确实存在着分歧，只是这些分歧并不能导致认为民族性本身就是非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民族性原则也对自由主义有所影响。作者在全书的最后谈到，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而且人们可以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现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思维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第197页）。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要认真思考和学会接纳并适度调整在民族性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论述。如何以自由主义论述为民族主义原则辩护，这不是纯粹学理的问题，而是必须面对实践的问题。[NextPage]

作为对中国乡村管治的个案研究，《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李怀印著，中华书局2008年7月第1版）的工夫做得相当扎实。作者深入研究了主要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直隶（河北）获鹿县的大约5000卷档案，“内容涉及基层行政管理的各方面，包括各村田赋、差徭、兵差及契税的征收、黑地调查、村级行政人员选任以及兴办新式学堂的具体活动”（中文版序）。由于直接面对乡村生活的原始记载及各种第一手资料，作者所描绘的乡村日常行政管理呈现出一幅极其真实、生动的景象。有些情景竟使我回想起三十多年前，我作为下乡知青在农村生活的经历。那时我先后在生产小队和大队干各种农活，了解到即便是在小队和大队这两种性质相同、差别很小的集体经济中，行政支配与利益分成的差异就已存在；后来当我被任命为大队林场的记工员、学习毛著的辅导员的时候，更发现农村的人际关系与国家话语使用者的真实联系。《华北村治》在开头谈到，在对村庄办学的研究中，围绕着筹措经费、校舍建设、教师任聘、学费征收等方面所展现的村庄政治、权力和利益关系以及话语层面的变化进行的细致的观察，完全不同于那种近代教育史研究的旧套路。当年我和大队小学和小队小学的当地老师都很熟，也发现这两级学校有不少差异，但后来才明白这种差异并非来自于国家力量与乡村力量的区别（都是乡村力量办学），而在于以国家话语征收乡村资源的威权的差别。也就是说，公共话语级别的不同使动员资源、支配行政的力量不同，而这种区别不是什么关于权力的条文所能产生和解释的。按本书作者的研究心得，这就是注重话语层面的分析，而以往的乡村史研究则较为忽视了这一点。

研究当下的乡村政治与治理模式，不难发现中国乡村中的权力支配及其行政治理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状况。本书作者认为，过去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农民行为模式的两种解释（理性的、自私的与讲究集体伦理的）均不足以解释农民社会政治行为的复杂性，指出农民的行为倾向是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个人经济地位及对利益得失的算计，以及外界的制度环境、惯例、话语等的影响。从今天的变化来看，这种行为模式会更多地受到国家力量的引导和宰制。在许多地方，一方面村民对民主选举、行政自治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国家力量的监控也越来越明显；另外，在农村人口成分变化很大、土地资源的处置权争夺空前激烈的情况下，对各种利益冲突的平衡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局。日常行政治理的改良不断被现实利益的冲突和垂直而下的国家支配力量所打断，导致在某些农民的身份意识和行为取向中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在全书结尾处对“20世纪80年代的去集体化逐渐把农民从国家的高度控制中解脱出来，在农村地区启动了新一轮的自治浪潮”（第 15页）的评价可能过于乐观了。

  （实习编辑：杨晔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