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一连四排

我和我的一连四排，关于单人单排和单人四排的介绍

一连四排是当年我们四十七中学班的“番号”

那是1969年，伟大的“文革”正如火如荼，全民皆“兵”我们班这批孩子刚升入中学，被命名为一连四排，三年后毕业仍然是一连四排，并没有因为年级提升而改称“二连四排”“三连四排”又几年后，学校恢复正常，“一连四排”成为永恒。

昨天还是小学生，今天成了中学生，一夜之间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第一次上课见到新的女班主任老师，立刻被老师的年轻、秀丽所吸引。她的第一次点名，表情有点严肃，可我们感觉到的是她气质里自然流露的可亲、可敬。点到我的时候我真希望她能多看我一眼。她说她的名字叫韩莉。这个名字注定陪伴我们一生。她没有说她的年龄，我们猜比我们大不了多少。

新班的建立，老师的第一件事是组建“领导班子”排长任敦超，排委会里还有曲保国、宁建华、金宗珉和我。这大概是国土地上年龄最小的领导集体（之一）尽管都还是孩子，被委以职务头衔还是感觉不错。毕竟几十名同学里只有我们五个。

任敦超和曲保国，高高的个子，孔武的身材，上有威慑力。宁建华“班花”一朵，有些冷艳。金宗珉话语不多，却朴实率真。我不知道自己在同学眼里是个什么样子，我只知道告诉自己，多学习、少管事。

那段时间“文革”疯狂高潮刚过，学校开始“复课闹”复课是艰难的，连正规的课本都没有。以前的课本都是“封资修”“黑货”不能用也不敢用，数理化的老师们各显神通自编自印各种的讲义。最难弄的是语文，语文李老师有时候拿着《社论给我们分析主题思想和段落大意。就是从那时候我知道了《社论完美绝伦决无瑕疵。我是语文课代表，最喜欢作文，特别是喜欢考试考作文，那样可以少一点死记硬背的东西。可是印象中老师很少让我们作文，更没有考过作文。也许那时老师也拿不准作文该写什么和怎样写，与其写不好犯“错误”还不如啥也不写。这是许多年后我才理解的。

复课的艰难还在于长时间“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下教学秩序的混乱一时半会难以消除。学生们大都习惯了“停课闹”时的散漫和，“读书无用论”顽固并且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里。上学没有升留级的压力，未来没有大学甚至没有高中（1971年毕业时才恢复高中）毕业之后不是下乡就是当工人，学与不学似乎区别不大，现在来上学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过是等待着三年以后。那时候的课堂纪律经常是糟糕的，老师的讲课时常会被学生中的嘈杂所中断，打架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

我们的中学生活就是在那样的一种状态下开始的。

但是渴求知识探寻未知是孩子们的天性，对于大多数的我们来说，不管如何的学习的欲望总能轻易被激起；当一个正常的学习环境逐渐形成并日渐强化的时候，我们的学习不再是为了功利目的而是成为一种本能。不管老师讲什么我们总能兴趣盎然，英语课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A long long life to him（万）”我们能念上整整一节课，至今记忆犹新。对比今天“千军万马抢过高考‘独木桥’”的景象，也许当年那样一种学习态度和意义会更加地纯粹。

我们大多数同学开始融入到学习中去，我们不去想学习为了什么，不去想三年以后会去哪里干什么，只是渴望每天学到新的知识，渴望自己取得好的成绩，渴望学校的学习生活今天比昨天更有意思。数学课代表路玉华，英语课代表王绪琴，政治课代表宁建华还有一些好学同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我对数理化总是感觉不好，因而很佩服和羡慕那些数理化好的同学。我跟路玉华同过桌，可是彼此几乎没怎么说过话，暗自里很好奇她的脑子里是怎么把那些“曲里拐弯”的数学公式和复杂计算理出头绪的。

体育课是最受学生们追捧的。我们排的体育在年级里是出色的，每年的学校运动会上我们的团体总分总是名列前茅，短跑“女王”薛桂霞的百米第一无人撼动；我们的篮球队在年级篮球赛里只输过三排，他们有袁大个，那家伙后来被选进了北京体育学院。任敦超、曲保国都是篮球队的绝对主力，我也经常上场经常进球，但是身高体重不行，虽也是主力但不绝对。

既然是连排建制，学军项目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我们的拿手。我们经常煞有介事地端着木制长枪练刺杀、走正步。“突刺—刺！”“杀！”我们毫不怀疑，假如面前有个美国鬼子我们一定可以把他捅倒。我们最喜欢的还是上山“打游击”学校操场的尽处紧挨着小山坡，学校门前的大路通向山里，进山后弯弯曲曲顺山势盘旋进入深处。山顶有废弃的碉堡和依稀可辨的战壕。我们学着《奇袭》里“线”的场景，列队走在夜色下的山路上，四周静静的，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我们心里挺庄严的。一会儿有人喊着“敌机来了，隐蔽！”队伍刷的散向路的两边；一会儿一个接一个地向后传递口令；一会儿来到一条岔路口前，事先布置的“敌方”巡逻哨刚刚经过，我们这边大部队一个接一个地迅速通过大路进入对面的丛林。最后我们向盘踞在山头上的敌方据点发动“三三制”交替掩护式的进攻大获全胜。也有“真刀真枪”干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分了两拨，各守一个山头，谁先把红旗插上对方的山头谁就获胜。我们每人手里持一把练拼刺的那种木制长枪，规定不可以对刺，但是—好歹当时没有出什么事。为了演练紧急集合，我们还组织了在教室集体住宿，深夜时分，一声哨响同学们稀里哗啦打起背包奔向操场集合。

跟着当时的潮流，那年冬天学校组织了一次军事拉练，到农村去，一去几天。那是一次集体生活的盛宴。大家背着背包，排着队，唱着歌，打着红旗，从一个村走到下一个村。走到平度地界，传令在兰底宿营。大家走得辛苦，问路上遇见的老乡：老乡，到兰底还有几里？”老乡说三里。”走了一大段还没见到，有同学又问一老乡：老乡，到兰底还有几里？”老乡说三里。”大家开始议论，怎么走了三里了还有三里？又走了一大段，见一老乡过来，一位同学又问老乡，到兰底还有几里？”老乡还未答，其他同学学着当地口音齐声起哄三里”引起一阵笑声，搞得老乡莫名其妙。

拉练的时候我在学校的宣传组，任务就是每天先于大队伍出发，沿途张贴小标语，意在制造气氛、鼓动士气，兼写些报道稿件，印成传单分发各排。宣传组是单独住宿的，但我还是喜欢抽空回排里。上边说的那个小插曲就是我在排的队伍里亲眼所见。

最后一次集体活动是1971年的秋天，我们去附近的农村支援秋收，住在老乡家里。至今留在我脑海里的影像是：刨完地瓜，太阳已经落山，收工路上在高处远远地眺望村子：暮霭淡淡，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之声依稀传来，一幅安然恬静的乡间图画。可惜没有几天学校就我们停止秋收立即返校。不说原因，神秘兮兮，气氛紧张。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林 出逃，全国一级战备。

林事件过去不久，我们进入了毕业分配倒计时。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我和我的一连四排的同学们不用担心下乡了，我们同上一届的学哥学姐们一样，全部分配工厂就业。不是伟大领袖改变了主意，是几年的使得大小工厂严重缺员。工人阶级也需要人。在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再上课，不再有活动。每天到校只是点点卯，听听，等待念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那段时间大家都有些怅然有些迷失，除了集体组织去照了一张毕业合影，似乎再也没有其它的留念活动。毕竟是在那个年代，毕竟我们都还小。

终于有一天我的名字被点到了。那已经是1972年的1月。我从一连四排的教室走出再也没有回去过。再见到老师同学的时候竟然已是几十年以后。

199几年我带着10来岁的女儿从北京回去看望韩老师，那感觉，恍若隔世。当年的“大姐姐”头发已经灰白，她的至爱才华横溢的先生周老师已经逝去，她自己刚刚从大病中恢复。韩老师说你们毕业后我又带了几个班，但总是感觉跟咱们班亲，可是我们的很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别的班的同学帮了我。我听了长时间的沉默，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好多事情往往阴差阳错：当时光在你身边的时候，常常你不懂得珍惜，以为还有明天，还有下一次，一松手就滑过去了；当有一天你有了意识伸手去抓的时候，却发现时光已经再也回不去抓住的只是遗憾。好在，我们都还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走出一连四排快45年了。走出后不管去了哪里干了什么，最终我们又回归聚到了一起。有了大把的时间，有了共同的话题，有了互相问候、关心和关照的独一无二的温暖。尽管我们不可能时常见面，但只要说起彼此的名字，提起当年的一连四排，我们就又像回到了过去，重享无忧无虑的快乐。

祝福我们的韩老师，她永远是一连四排的旗帜。祝福排里的兄弟姐妹，让我们重新开始！

三年的中学生活太短暂，45年前的回忆已经支离破碎。重要的是寄托一种情感。

2017年6月19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