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文学批评的良知体系

徐星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再版，徐星与冯唐两位非职业的写作者就“关于文学的无主题变奏”进行对谈。

徐星：你的文学写作的驱动力是什么？

冯唐：我觉得一共是三点，一点是渡自己，能把自己缓解一下，让自己过10年、15年、20年也稍稍总结一下，归纳一下，用文学的方式看看自己过的日子，对世界的体会。

第二，写作这个过程是很爽的，我两个手最近都有腱鞘炎。可能打字姿势不对，但我还是喜欢打字的感觉。因为我音乐五音缺三，但是打字的时候有弹钢琴的感觉，写作有那种快感。而且我真心觉得是能够帮助一些读到这本书的、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也不包好，但是我想肯定能有一定的帮助。第三，我前半段跟徐星类似，开始没想到名、钱，后来没承想这事还真能出名。

徐星：真能赚钱吗？

冯唐：你要看到什么级别，到我这个级别就可以挣钱了。

徐星：你如何看现在这个文学市场，文学能挣大钱的事。因为据我所知，这个事在全世界都很罕见，在中国很容易的，中国人生存有道，干各种各样的事都能发财，比如说宋庄以前是特别穷特别穷的地方。致富，它有特殊渠道，它为画家、艺术家提供画材，钉画框，这是我拍宋庄电影的原因。全世界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谈到好多的文学富豪排行榜，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冯唐：第一，要诚心正意，也就是你最开始图什么，我是一直不反对挣钱，如果你能靠任何事情合理合法挣到钱，这是好事，为你鼓掌。关于挣钱这个事，我开始没有希望能够通过写文章来获得的，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更难，能够不贪财，只是为了自己爽写文章，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最重要的、要守住的底线，这个我一直在践行。听上去简单，其实不容易的。

我老在想，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这两天我开窍了。所谓纯文学是要解决问题的，而通俗文学是要让你爽的，不是让他爽的，这就类似于什么呢？医院和SPA的区别。这个医院一定跟你说，我不一定治得好你，你还会疼，我能够尽量减轻你的痛苦，对吧？好医生要这么说的。而SPA说，不管怎么样，我能让你舒服。

我还是希望能过200年、 00年、400年，我自己的努力不白费，还有人会看我写的东西，还会想起我的诗。

徐星：从《万物生长》到《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到《北京北京》，在我看来，你后来的写作是有很大变化的。

冯唐：人这种变化我觉得贵在顺其自然，我一直认为要先有真，才能有善和美，否则善是伪善，美是假美。

第一篇你写的只能是你当时理解的东西。你一旦写你不理解的东西，那就跟现在咱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一个水平了。所以说，你看北京三部曲，《北京北京》、《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跟《万物生长》，基本写的是1985年到2000年这15年，基本是从我15岁到 0岁这么一个回望的过程，后来的两本都是在我过去这10来年对人世的一些体会。

冯唐：你第一份工作做的啥？

徐星：我只做过一份官家的工作，就是扫地的清洁工。在北京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因为我表现不好，被踢出来了，我现在都很惋惜。

冯唐：当时你怎么想起来写小说呢？在扫地期间还是在扫地之后？

徐星：我从小是文学少年，到今天还热爱文学，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傻。当时我在外地生活了很长时间，插队啊等等，生活经历比较复杂。

我插队在一个大山沟里，当兵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直到1981年复员到北京我才第一次听到当时已经满大街很时髦的台湾歌手邓丽君，听的时候就很吃惊，觉得这不是靡靡之音吗？发现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和我一起生活的小孩、同伴们都在考大学什么的，都疯了似的。当时就有一大堆这种乱七八糟的感知。就想，哎，我试试可能可以用文学表达我这种困惑。

《无主题变奏》这个小说是我1971年写的，有一个朋友看了之后，说这个可别出事，写这样的东西，把你抓起来。然后在一些艺术院校传看。反正就这样吧，一直也没法发表。

直到1985年，咱们国家思想解放了，我觉得这事可能可以尝试一下。我就把小说送到离我们烤鸭店最近的一个地方，我就知道那是一个与文学有关的地方，但是干啥的我也不知道，就因为离得近，所以拿着小说就去了。那时候有一个看门老头，说你干吗？找谁？我说投稿。他说投什么稿？我说小说。他说我们这是诗刊。小说得到东四十四条那边，这老头给我指引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东四十四条有《人民文学》，我又骑着车过去投稿。过了两三天就有回复，说稿子看过了，很吃惊，很意外，速来编辑部谈。

冯唐：徐星赶上了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除了徐星，还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朔的《动物凶猛》、韩少功的《爸爸爸》等，等于是开创了一个时代。这种开创的方式，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很难想象：两万字就能开创时代了？也太容易了。时代不一样了。

徐星：说实话，当时发表小说出名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当时出名不出名完全不代表利益。不像今天，郭敬明、韩寒什么的都能成亿万富翁。

我有一个特点，文章写不长。我不会写长东西，直到今天我也觉得“短”是对聪明才智的挑战，长容易，短难。[NextPage]

冯唐：后来又怎么想起写《剩下的都属于你》了呢？

徐星：当时我和北京作协的朋友一起骑车旅行，我的车是刘心武赞助的，我跟他说我要出门，没钱，想买个车，然后他说成吧，就赞助了我一辆“26”自行车。我们用了48天，从北京骑到深圳。

当时骑行旅行是一件“壮举”，有地方的报纸对我们进行了报道，挺好玩儿的。后来我就想，在路上的状态挺好玩儿的，再加上我们两个人特别穷，不住旅馆。一路上积攒了很多感受，就引发了写小说的冲动。

冯唐：你的写作和阅读关系大不大？公路小说，比如《在路上》等，你自己看过没有？你的阅读跟写作有关系吗？

徐星：看过，不仅看过，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它们的影响。但是关系不大，可能是在潜移默化中起作用。

我自己有两个特点：如果我能被定位成一个作家，我大概是世界上写得最少的作家，这也是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我从我的特点、特性里边享受到好多的东西，我愿意无偿地给大家，我的确不为名不为利，所以有自由。这个自由没有疆界，只满足我的心理需求，让我觉得在自己做的事情里边我得到了特别丰盈、美好的享受。

冯唐：你对纪录片的兴趣是怎么产生的？

徐星：我爱文学，文学在我血里流，这是一辈子的事，我会一直爱它。拍纪录片并没离开文学。我建议每一个作家都拍点东西。拍摄 镜头语言，视听的手段 使我受益匪浅，镜头能够捕捉更加真实的细节。有一天我可能扛不动机器了、老了，但是当我坐在家里看我拍的这些东西、再面对我的笔和纸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这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

读者提问

提问：谢谢冯唐老师和徐星老师的讲座。我想问徐星老师一个问题，我看您很早以前出的集子《无主题变奏》，最后一个小说就是《剩下的都属于你》，我在里面看到一小段话，就是讲作者那个“我”骑自行车在公路的时候，躺在路边睡觉。这个时候听到路边的小孩的哭声，他觉得那个哭声非常动听。这个时候他有一段议论，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呵呵地傻笑”。我想问一下你现在依然这么觉得吗？你睡觉的时候依然会忍不住呵呵地傻笑吗？

徐星：看得真细，谢谢你。我每天躺在床上，觉得我要睡觉了，我确实是会笑，哎呀，今天完了，挺高兴的，确实是这样的，今天还是这样的。我非常感谢你记住我小说里这样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我在小说里这样表述，什么马路边啊，剩下的都属于你，只有什么垃圾堆、马路边什么的，但我不能说这个婴儿的哭声是剩下的，他还没开始呢。那咱们看一看，婴儿的未来。谢谢。

（实习编辑：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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