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阿来蘑菇圈

王春林 近期值得关注的另外一部中篇小说，是阿来的《蘑菇圈》(载《收获》杂志2015年第 期)。只不过相比较而言，石一枫聚焦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而阿来则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向了相对漫长的既往历史岁月。虽然早就以一部《尘埃落定》一举成名，但多年来阿来却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当低调的严谨慎重的写作姿态。当其他很多作家都如同在参加写作竞赛似地疾速推出一部又一部小说作品的时候，阿来却格外冷静沉稳地站在一边，并没有随意地加入到如此一种写作的狂欢之中。迄今为止，阿来完成的长篇小说，也不过只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三部。关键在于，阿来的写作数量尽管有限，但却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比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说实在话，文学创作，比拼到最后，关键还是要看作品的思想艺术品质，要考量其中的思想艺术含金量究竟几何。从这一点上来说，阿来的沉稳写作状态应该可以给很多作家以有益的启示。最近，在沉寂一段时间，并推出长篇历史非虚构文学《瞻对》之后，阿来又重返小说创作，相继发表中篇小说《三只虫草》和《蘑菇圈》。在具体分析《蘑菇圈》之前，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阿来小说新作的艺术构思似乎都与某种植物存在着内在关联。《三只虫草》中是 虫草 ，《蘑菇圈》中是 蘑菇 。只要是关注阿来的朋友，就都知道，阿来是文学界并不多见的一位具有广博植物学知识的作家。天性热爱植物的阿来，曾经专门创作有关于植物的著作《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如果没有对于植物发自骨子里的热爱，没有对于林林总总植物的悉心观察，这样一部著作的创作显然是无法想象的。这一次，作家干脆用植物来为自己的小说新作命名，植物在阿来内心中地位的重要于此即可见一斑。虽然说《三只虫草》也一样是一部并不多见的企及了相当思想艺术高度的优秀作品，但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更喜欢《蘑菇圈》这部中篇小说。

正如同阿来的其他许多小说一样，《蘑菇圈》的故事也发生在那个被叫做机村的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藏地小山村。虽然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阿来的叙事时间却相当漫长，从共和国成立不久的1955年起始，一直写到了被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当下时代，故事前后的时间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或许与阿来藏族作家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有关，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在或隐或显地关注思考着藏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遭际问题。单就时间层面来看，藏地与现代化的相遇，与共和国的成立，差不多处于同步的状态。而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只有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来自内地的汉人方才携带着现代化的各种知识文化进入到藏地，藏地的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被开启。在这一明显带有滞后意味的现代化进程中，既发生了藏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碰撞，也含蕴着藏与汉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藏地如何被迫融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乃是阿来一系列文学作品所集中思考表现的思想主题。这一点，在这部《蘑菇圈》中同样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尽管小说的叙事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但深谙小说之道的阿来却并没有在各个时段平均使用力量，他的书写重心实际上落脚在了两个时代。一个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即那个 革命 的时代，另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这个 经济 时代。无论是面对当年的 革命 ，还是面对当下时代的 经济 ，阿来都立足于人性的立场上，进行着堪称真切深刻的批判与反思。

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 蘑菇圈 ，乃因为蘑菇是贯穿于文本始终的一个核心物事，在其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结构性功能。 那时，机村山上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最多分为没有毒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而到了故事开始的1955年或是1956年，人们开始把有毒的蘑菇分门别类了。 由笼统的 蘑菇 称谓，到对于 蘑菇 开始分门别类，显然意味着机村一段新的历史的开端。也因此，方才生成了叙述者别具深意的一种叙述： 尽管那时工作组已经进村了。 尽管那时工作组开始宣传一种新的对待事物的观念。 这种观念叫做物尽其用，这种观念叫做不能浪费资源。 这种观念背后还藏着一种更厉害的观念，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 请注意，不管是对于 蘑菇 称谓的进一步分门别类，抑或还是诸如 新 与 旧 、 先进 与 落后 这样一些充满进化论色彩的观念的进入与普及，很显然都意味着现代性对于机村、对于藏地的强势介入。小说所讲述的围绕着主人公斯烱发生的那些故事，究其根本，皆属现代性所赐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当年的斯烱姑娘应该被看作是机村最早参加 革命 的人： 小街一衰败，斯烱就回了家。因为认得些字，还会说汉话，就被招进了工作组，那时叫做参加了工作。 斯烱的哥哥法海是宝胜寺的和尚： 政府决定把一座八百人的寺院精简为五十个住寺僧人，其他僧人都动员还俗回乡，从事生产。斯烱的哥哥也在被动员回乡之列。但斯烱哥哥不从，逃到山里藏了起来。 后来才搞清楚，斯烱哥哥其实并没有跑到山上去藏起来，而是被公安局莫名其妙地拘押了起来。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事件却连累了斯烱姑娘，从根本上影响了她的一生。因为和尚哥哥莫名其妙失踪，已经就读于民族干部学校的斯烱被责成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哥哥。到最后，因为斯烱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居然被逐出了民族干部学校，她极其短暂的一段 革命 生涯就此彻底告终。受哥哥连累被逐出民族干部学校倒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是， 斯烱上了一年民族干部学校的意义似乎就在于，她有机会重复她阿妈的命运，离开机村走了一遭，两手空空地回来，就用自己的肚子揣回来一个孩子。一个野种。 后来，到了 革命 势头更为激烈的 四清 时期，工作组那位新来的女组长，曾经反复追问斯烱孩子的父亲是谁，但倔强固执的斯烱却始终都不肯吐露实情： 斯烱却不明白，身为工作组组长，那么多事情不管，却拼命打问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世界连一个孩子没有父亲这样的不幸事情都不能容许了吗? 这里，很显然存在着一种 革命 逻辑与人性逻辑相互冲突的问题。无论是斯烱哥哥法海的被逐出寺院，抑或还是斯烱的受连累被逐出民族干部学校，乃至于新组长对于斯烱孩子父亲的追问，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畸形政治时代 革命 逻辑的一种依循。而斯烱的坚持不肯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则应该被视为是对于人性逻辑的一种本能维护。

事实上，斯烱对于人性逻辑的本能维护，更突出地体现在她冒着政治风险毅然出手救助落难的吴掌柜的行为之中。斯烱在进入工作组之前，曾经在一家旅店帮佣。那时候她只有十二三岁，那家旅店的老板就是吴掌柜。到了1961、1962年那个空前饥饿时期，早已回到老家的吴掌柜，在全家人都饿死之后，为了活命，一个人努力挣扎着返回了机村： 我想我只有走到这里才有活路。山上有东西呀!山上有肉呀!飞禽走兽都是啊!还有那么多野菜蘑菇，都是叫人活命的东西呀! 问题在于，返回机村被迫隐藏行迹的吴掌柜，却只能够依靠煮野菜和蘑菇维持生命，既缺盐，也少油。在这个时候，从一种本能的人道情怀出发，偷偷地给吴掌柜送去盐与油的，正是年轻的斯烱。虽然说斯烱的救助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吴掌柜最终的悲剧命运，但困境中一种心灵慰藉作用的存在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实际上，在那个物质异常贫瘠的 革命 岁月里，斯烱一家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着独属于她的那个蘑菇圈的滋养方才得以度过困厄的。

小说的另一个书写重心，是当下的 经济 时代。这个时候，斯烱的儿子胆巴也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了一名政府官员。就如同变魔术一般，到了这个 经济 时代，阿妈斯烱的蘑菇圈突然就变得值大钱了： 不是所有蘑菇都值钱了。而是阿妈斯烱蘑菇圈里长出的那种蘑菇。它们有了一个新名字，松茸。当其他不值钱的蘑菇都还笼统地叫做蘑菇的时候，叫做松茸的这种蘑菇一下子就值了大钱。 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蘑菇或者说松茸的升值，极大地刺激了包括机村人在内的所有人群的贪欲。当人们都在为松茸而疯狂的时候，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冷静心态的，唯有阿妈斯烱。在丹雅不无炫耀地告诉阿妈斯烱 时代不同了 的时候，遭到了阿妈斯烱强有力的反驳： 阿妈斯烱说，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了，从你那个死鬼父亲带着工作组进村算起，没有一个新来的人不说这句话。可我没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了。 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阿妈说，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 究其根本，阿妈斯烱所一力强调的 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 ，正是对于人性逻辑的一种本能维护。而这，显然也就意味着，到了 经济 时代，当所有的人们都在为金钱而疯狂迷失的时候，能够坚守人性逻辑并以此对抗金钱逻辑的，却依然还是阿妈斯烱，还是这位 革命 时代曾经的人性守护者。当然，人性逻辑之外，无论是当年的 革命 时代，还是当下的 经济 时代，斯烱的那个蘑菇圈中，显然也还包含有藏族人本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敬畏心理。只不过，到了当下的 经济 时代，这种敬畏心理已经可以被阐释为现代性意义上的生态保护思想。但不管怎么说，小说结尾处阿妈斯烱的由衷感慨还是格外令人神伤的： 阿妈斯烱说，儿子啊，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 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 蘑菇圈 既可以被看作是正常人性的隐喻，也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的隐喻。唯其如此，阿来才会以此来为他这部意深旨远的中篇小说作结。由此可见，这种感慨，固然属于阿妈斯烱，但却无疑更属于作家阿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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