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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人类面对时代生存的发声方式，史诗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最早作为人类记录、确证世界与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称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化石。

“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一

作为一种人类面对时代生存的发声方式，史诗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最早作为人类记录、确证世界与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称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化石。史诗本身包含着对一种终极确定性的精神追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人类精神“返乡”的一种方式。只有在这种精神追求过程中，人类才能回到自身，回到幸福的家园。“出走”与“返乡”是人类发展的终极母题。史诗正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调和谐力量，一种在历史发展的 过程中一种诗意的平衡力量。只不过这种返乡的史诗性追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但这种冲动已然成为人类精神底层的集体无意识。在西方，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史诗传统，而中国素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大型叙事史诗，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史诗性写作与追求。中国有丰厚的史传传统，这就不能不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抒情、灵动、个人化的方式呈现。它的史诗性不体现在一种整体性的故事和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多种自然、灵动的美学方式与风格的相互照耀中，是一种整体性的、流动的趣味、风骨和观念。在对某种存在的确定性的追求和精神处境的形而上想象上，中外的史诗性写作殊途同归。

但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史诗写作是否可能？答案也许是肯定的。因为人类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对自身历史命运和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追求。现代史诗的出现同样源于一种内在冲动，一种破碎的、离散的历史处境中的一种“返乡”式的整合性力量，甚至相当迫切，尤其是在社会文化转型的关节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现代史诗冲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寻求在对历史的重新挖掘中发掘失落、崩解的精神家园。江河、杨炼们及其后继者的写作即说明了这一点。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某种焦虑与离散的精神困境。但是，单纯地“考古”式的历史发掘并不能有效重建当下的精神巴别塔，当时的现代史诗写作和所谓“寻根文学”的局限性很快就表明了这一点。只有在一种整体性、建构性的话语空间和想象空间中，切近时代生存精神处境的内核，才有可能找到现代史诗性写作的动力源。而作为撒拉族和伊斯兰文化的诗人和学者，阿尔丁夫·翼人在其长诗《沉船》中，以其独特的精神与思想文化背景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史诗性写作，对当代汉语史诗性写作有很大的启发性。

二

翼人在诗中创造的“沉船”这一象征性的结构形象很好地凝定了一种精神处境的完整性。他未必有囊括时代历史的野心，事实上真正的历史、现实只不过是由个体的幻象构成的，但是他从一个侧面抵达了当下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处境。这也是现代史诗不同于古典叙事史诗主要在题材领域展开对存在的想象性叙述和现代史诗之现代之处，用陈英英的话说，它追求的是一种史诗性写作。少数民族经验的丰富性与超越性更加接近人类存在的早期状态。它没有被过度现代化、秩序化、理性化的感受与认知世界的方式消磨，更加接近一种自由舞蹈的生命状态。翼人通过“沉船”这一整体性、结构性意象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幻象，而这种幻象本身恰恰又是对现代混乱、僵化的秩序处境的哀悼。可以看出，诗中虽然流露出一种积极的生命意志，但总体而言，似乎充满了悲剧性的崇高之美。《沉船》一诗在一个整体性的象征结构中编制了存在、生命、历史、现实、宗教、家园等多重主题，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一种在“返乡”过程中对现实的反向掘进和在对现实失落中的一种向内灵魂“逃逸”。这首诗的必要性和独特性在对其具体阅读中可以得到说明。

三

在引自帕斯的名作《太阳石》的题记中，翼人已经表现出自我的精神姿态和立场：

我在寻觅一个瞬间

一张在夜间的树林里

奔驰的闪电和暴风雨的脸

黑暗花园里的雨水的脸

那是顽强的水，流淌在我的身边

“夜间的树林里/奔驰的闪电和暴风雨的脸/黑暗花园里的雨水的脸”，多重修饰的强化使得诗人寻觅的对象充满了神秘、苦难，但是这张脸却又有着“顽强的水”的精神质地。惟其如此，诗人的“寻觅”才变得更加充满形而上意味，更加强化了其精神立场。这一点在第一节便以一个充满了巨大抒情空间的情境与精神动作展开：

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

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

是河流的走向

是盛夏残酷的意念

不确定的主语与象征性的时空环境，使得“时间”与“河流”的同构构成诗人抒情的哲学起点，进而在一种“盛夏残酷的意念”的指引下展开对于时间、历史、生命、传统、家园等精神命题的体认与追问。可以说，“刻骨铭心的时间”“盛夏残酷的意念”构成河流的外在形态与内在品质。整首诗都是在这两个支点的前提下展开的。

个人作为历史长河上的一叶扁舟，其生命的浮沉与走向必然决定于河流的走向，此时个体生命的体验与历史成为一个紧密的统一体，所以，诗人感叹“长河啊  当思想的船只沉入深深的河底/属于我的船只得搁浅在何处？”。但是个人命运在历史长河中的宿命性并不必然造成一种悲观命运，虽然诗中似乎时时流露挽歌情调，但这源于一种沉船命运的哀悯与痛惜而不是屈服，“凝视很久  却没有逃遁的船只/唯有在空旷的原野  在风中/扬起倔强的头颅”。相反，时间之河的奔腾更加激发我们对存在与生命本源的孜孜探问。时空的绝对性构成的不是生命的暴力，而是在对这一终极挑战的包容与克服中时间的、生命的意义。

出门是山

紧闭是河  山河哟

世界的本源对于存在者而言

船队横对头顶的浮云

苍老地流过——一任河的主人惊叹不己

谁的双脚企图同时跨进同一条河流？

纵有风暴袭来  却依然保持一丝微笑

瞧！苦水包容的思想在你的腹中筑巢

“出门是山/紧闭是河”，“山”“河”构成诗人存在的基本时空结构，在诗中反复出现。它的严酷性既给了存在自由与梦想，同时又伴随着危机，“阳光在生命的回归中走向无边/封锁黎明选择另一种曙光/——光明与黑暗  存在与虚无//是身心倾斜时的不寒而栗/在挫败中与头颅决战  汇流成河”。存在之复杂性通过“河流”这一整体象征得到呈现，同时也决定了个人对生命与历史的感知与认识的不确定性与敬畏之心。这是超验性的历史幻象出现的重要前提。只有在超验性的、不确定的境遇中，关于历史与生命的种种幻象才能抚慰受伤的个体心灵。无论是“一只不死的鸟挣扎着出笼/界定的地狱在一场风暴的袭击中毁坏/召唤船夫、河流和船只/出没土地、吞吐星斗”，还是“如星空  巨大的翅膀覆盖漫漫长夜/使萎缩的躯体在大山的背后/被沉重的脚印战栗  而感知到一方净土/在河水中洗礼”，历史的破碎和不确定性使得这种敬畏转换为一种“朝圣者的姿态/尽可能悠闲地走过河岸”。个人的存在在永恒的时间的河流中成为一种“例外”：

昂扬在浩荡的洪流中

一如既往在杂草丛生的地带

充满着理想、信仰和山坡上的牛羊群

抑或我感受到了什么  一种意念的诱惑

或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是灵是肉 现实或是梦幻

在广阔的疆域

骑上棕色的马往返于生死之地

莫名的忧愁油然而生

历史存在的绝对性对个体生存既是一种诱惑，又是一种压力。翼人正是看到了这种悖论性与深刻性，“莫名的忧愁油然而生”，这也是悲剧性的来源。如果说，作为一种史诗性写作，仅仅停留在“沉船”的悲剧性上是远远不够的，史诗的基本价值是在人类宏阔的、波澜起伏的生存图景中获得希望的力量、前进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才能得到确证。所以，诗人说“而我的子民将在绝处逢生/一脚踏进终究未能敲开的门窗”。而历史的幻象将变成诗人内心的声音：“我听见了世界以外的声音/在这陈腐的土地上/有我同样的脚印同样的歌”。此时，翼人的史诗性写作的独特性就表现出来，那就是基于民族性和宗教性的超验话语：

一场劫火使神性勃然于世界之上

以鹰为伍以河为伴

是颂辞  是悲歌

是风暴  是雷电

是钟声  是晚礼祷……

当你看到世界似是而非是

你将在自己的周围

垒起一座又一座幸福的墓园

种植青春和欢乐

同时也埋下了蔚蓝的新月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氛围中，随着社会文化转型的加快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一种文化的失落感笼罩着中国文化界。盛极一时的长诗写作和所谓的“寻根文学”，都是在文学上的敏锐反应，旨在从历史的吉光片羽中重建日益破碎的民族心理结构。但是单纯的废墟残片的捡拾、打捞并不能重建完整的民族精神结构，江河、杨炼等诗人的长诗写作和“寻根文学”写作及其局限性说明了这一点。而作为撒拉族的后裔和伊斯兰教信徒，神秘、丰富、古朴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宗教体验滋养了它的超验性世界。他面对传统与现代、个人生存与时间暴力等诸多矛盾的压迫，依然能保有积极、乐观、坦然的心境与这种宗教情感与民族文化的熏染密不可分。对此，诗中表达的相当明确：

无论生者以怎样的方式保全自己

生命的走向  仅似于一块玻璃碎片

绿得发黄  星光如雨

而他们依然踏响空旷的蝉鸣声而去

急促而短暂  涉过山坡  掠过星空

以一种潜在的力  合拍浪漫的诗歌

超验世界的创造不是对现实生存的简单逃离，而是理解世界、认知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甚至说它本身即是一种存在的一部分。这种方式能够使人类摆脱历史时空的压迫，获得精神自由，是有别于世俗经验的补偿形式，是“我们的脚踝/触击沉默的土地渐渐走向深渊/    一跃而起/便成为山河的子孙”，是“当一轮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成千上万的人以生命为本/以自由为舞/滑向历史最深层的一隅//使我们怀想起/辽阔的土地  雪雾茫茫/自有其爽朗的笑声/紧追着足印穿过河岸”。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世俗化社会快速到来，人类的精神主体性逐渐被日常生活的理性逻辑侵蚀，整体性的焦虑、彷徨和价值虚无感日渐加深。历史与存在的绝对性、整体性遭到挑战，这一点在九十年代以来，第三代诗人的写作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翼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少数民族与独特的宗教情感出发为汉语诗歌提供了一个超验性的话语空间，从而使得精神主体能够通过这个神秘的语言巴别塔重返人类自由的家园。他没有沉溺在历史的细节叙事和“考古癖”中，而是在一种超验性的整体性隐喻中抵达历史的精神结构。因此可以说，超验性的史诗写作不是逃离现实家园，而是重返存在原初的精神家园，不是离乡，而是精神“返乡”。

四

如果说历史的幻象和对存在的超验性感知使得沉船的过程成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与生命的返乡行动，那么这一行动的另一面则是现代挽歌的吟唱，前者以后者为前提。正是对现代生存的破碎、枯萎带来的绝望才使在幻象中超越成为可能和必要。“沉船”本身即包含着一种现代挽歌气质：

泪水滚进了不灭的火口，顿时

风狂涛惊与身俱来与身俱在

水的汹涌怎及得上血的汹涌

他们苦苦奔行  只为

追赶那条入川的船

如千吨熊熊铁浆从喉管迸出

忧伤的挽歌并不能给生命与存在带来多少积极意义的能量，所以它必须获得一种崇高感才能获得美学上和实践上的价值，才能转化为一种解放性力量。悲剧的意义不在于单纯的“悲”，更在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激烈冲突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意志，这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动力：“我们顿足于河岸/丈量滴血的头颅/使它高出水面站立一种姿势//伸展四肢  饮其中之黑——/在迷惘中做巢  死守空旷的原野”。翼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在吟唱现代性的挽歌，打捞历史的“沉船”时既没有过多地沉溺于感伤的绝望，又没有表现出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在二者之间塑造出一种悲剧性的崇高美学，不卑不亢，在一种抒情与理性、驻足沉思与主动摸索中从容展开历史和个人的生存与精神图景。二者的平衡造就了一种坚实的美学与精神质地。这一点在诗中比比皆是，例如：

哦，河流  生命的绝唱

万象众生的意念

世界的象征宛如血色宛如黄昏

宛如废墟中长出的一枝荷花

以最动人的笑脸  四面捭阖

呈现出无数血腥的花朵

以“世界”为中心，“血色”“黄昏”“废墟”“荷花”“笑脸”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词汇的并置既写出了万象众生的复杂性，又写出了在这种 中获得的生命的平衡，坚实、饱满，极具表现力。生命的河流既有其残酷性的一面，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万象众生的意念”在此不仅是一种现实层面的丰富性、复杂性性，而且是一种认知与话语的生产力，一种多重矛盾话语扭结在一起塑造的话语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现代挽歌造就的崇高的悲剧空间和“沉船”意象就获得了巨大的包容性，成为一个关乎时代、传统、民族、国家的精神隐喻，甚至构成历史与现实生存的一种“反词”。诗人沉思的过程，亦是生命、历史、精神河流展开的过程，对此翼人有着清醒的认识：

河流弯曲  生命之河不断延伸

以及那些征战的白骨

裸露于汗血马咆哮的哀鸣声中

那不是别的

它仅仅是一种过程

或时间的瞬间

驻足于忧伤的峰顶

燃起一团迷惘的烽火——

我的家园

这种清醒与超然决定了抒情主人公的洒脱与从容。历史的沉浮、家园的破碎都是永恒时间河流的一个瞬间，但是人类的“家园情结”却能超越个体生存的历史性和有效性。个人的生命也许微不足道，但是生命作为一种存在形式的绵延不绝却可以获得与生命河流的异质同构性，“或许时间的结局/令人难以想象/一夜间/飞翔的翅膀鲜血淋漓//而另一支小小的生命重又快乐地诞生/吹奏无言的情思/与河流结伴而行”。历史的幻象也好，现代性的挽歌也罢，对于诗人而言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源于一种生命存在精神深处的“家园意识”和“返乡”行动。只有在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故乡”里，个体生命才能克服、超越一切障碍，哪怕头破血流踏上“返乡”之路。在翼人的诗歌中，“沉船”的境遇与启示性不仅仅在于一种话语修辞上的典型性与包容性，更在于一种原诗意义上的精神结构的隐喻。他在汉语诗歌史诗性写作中的感伤情调中加入了民族、宗教、超验的个性因素，使得挽歌情调获得崇高美学的特征，创造了一种更有筋骨、力道，元气淋漓的壮美风格。“行动”的力量，使对现代生存境遇的抵抗与反思由单纯的感伤情感表达，变成一种建设性力量：

请不要割爱这逝去的泪水和梦想

在过去的岁月里  我们亲如手足

步步迈向心境的旅程

如果说行动是一部情书

它将是大家最亲密的朋友  我的爱人

或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更加相依为命

不管旅途多遥远  燃烧的光焰

正在唤起众多攒动的人群

跃向最深入  我的玫瑰花园

诗人要在朝向“我的玫瑰花园”的行动中来实现“返乡”意识与行动的合一。在这种“天人合一”的行动追求中，个人的历史局限性才能最大限度的与时间的河流趋向协调，“沉船”才能获得最后的拯救。“泪水”与“梦想”可以说是永恒的时间河流的两种基本性质：前者暗示了时间河流的沉浮中容纳的坎坷与疼痛，是时间晶体化为生命体验的过程，代表了一种精神、情感暂时失落的向度；后者则暗示了在时间河流的风口浪尖扬帆远航，劈波斩浪的过程，它所昭示的是一种飞翔的力量和升腾的精神向度。精神“返乡”的动作只有在这两种向度的平衡中才能有效展开，而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史又何尝不是在这二者的此起彼伏的波动中前进。“沉船”的命运所面对就是现实的失落，而这种失落恰恰需要“呼唤来者/呼唤所有生命的船只”。因此，诗人反对沉浸在个人的感伤与孤独的狭隘空间中，而是呼唤对生命源头的突进，这是一种集体行动，一种精神“返乡”，一次朝向自我精神来路的旅程：

湿润的眼睛早已化作蒙昧的花园

在期待和迷恋中  返回

幽幽的灵魂深处——

叩伏于母亲的营地

在旭光中向内陆挺进

至此可以发现，整首诗始于一种寻找，一次对时间和存在残酷性的探问、发现与沉思，终于灵魂的“返乡”与自我的精神掘进。而这正是人类探询与反思自我命运的基本过程。阿尔丁夫·翼人对于“沉船”的沉思、摸索、打捞，为诗歌有效介入历史和现实内部提供了一次有效的精神实践，通过历史的幻象与现代挽歌的反思性建构中，找到了生命的“还乡”之路。

五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史诗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记录与反映，而是对时间与生存的认识与创造，是对历史的结构性把握和本体性抵达。在原始社会，人类通过史诗传递经验，建立一种存在经验的整体性；在封建社会，朝代更替时更是重视史传的书写；到了现代社会，精神与文化环境的离散使人类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中，而这就需要史诗性写作的介入来建构个体生存对时间浪涛的理解与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诗写作不是一种文体，亦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人类精神意识的实践方式、存在方式。我们只有通过史诗性的精神建构才能切近时代的“噬心主题”（陈超语），重返自由、安乐的生之“故乡”。因此，现代史诗性写作既可能，更必要，也许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找到那“泪水”与“梦想”之间的微妙平衡与精确。

1、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王庆节主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5月第1版，第 1页。

2、在陈英英看来，现代史诗写作不同于古典的史诗写作，而是具有史诗性的写作，它不依赖于叙事性的题材畛域，而更看重对历史经验的讲述方式。参见陈英英：《新时期以来新诗的史诗性写作》，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转引自阿尔丁夫·翼人：《沉船》，《诗选刊》，2016年4月，第98页。

4、九十年代以来，在“第三代”诗人中，史诗性写作得到进一步延续，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西川的《万寿》，柏桦的《史记》，萧开愚的《内地研究》，欧阳江河的《凤凰》等。但是在颜炼军看来，这些写作并没有在精确性和整体性上达到史诗性写作应有的高度，“诗人的非诗学立场没有成功地转换为词语立场，进而却对写作造成了干扰。一首理想的长诗，应该拨开“现实”的云雾，展开一幅令我们沉迷的新的语言“现实”，这才是它应追求的大是大非”，参见颜炼军：《“大国写作”或向往大是大非——以四个文本为例谈当代汉语长诗的写作困境》，《江汉学术》，2015年第2期。

简历:

景立鹏，男，河北巨鹿人，1985年4月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诗歌研究和文学理论。有多篇评论、作品发表于《诗刊》《诗探索》《扬子江诗刊》《天津诗人》《延河》等刊物。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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