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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延庆文学网 | 2020-02-20
对中国作家的批评与质疑一直贯穿于整个“重估”过程中,“中国作家是否储备不足?”、“中国作家是否不够真诚?”、“中国作家是否遗忘了传达崇高和美好?”、“中国作家的创作是否太猥琐?”、“中国作家是否太封闭?”、“中国作家是否无意识地对自我束缚?”等等,当文学创作主体存在的问题不能厘清与解决,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而在所有的问题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规避、对当代生活表达的集体缺席无疑是致命伤。
当下的文学大多活在过去。
对于当下作家的批评常常指向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规避,这种规避使读者从今天的作品中很难读到当代的故事,很难见到当代的人物,绝大多数作家的目光是投向过去的,从旧时、从回忆里寻找他们的文学。于是,我们发现,作家们无力去书写当代题材,中国文学的当代性是失落的、残缺的。这也是文学在今天备受质疑、流失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依靠回忆写作不能真正了解当下
中国文学,或者应当将概念更加明晰化,中国的纯文学几乎放弃了对当下生活的关照。
如果把近20年来中国最著名的小说用一张列表罗列出来,大家会发觉,中国最优秀和最具影响力的一批作家基本上是活在回忆之中的。无论是莫言的《丰乳肥臀》,还是王安忆的《长恨歌》,又或者是苏童的《河岸》等,今天在中国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几乎无一不是在写过去的生活。它们代表着中国文学在当下这一历史时期的创作水平和创作成就,无论是作品的内涵还是技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并没有一部以当代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成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
目前,以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阎连科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被视为撑起当下文学高度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积累,如今在写作的心态和技巧方面可以说是处于最成熟的阶段,但是,他们的局限性在于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缺乏真正的洞悉。他们书写的是自己记忆中的故乡,虽然那个故乡早已变了模样,但却是他们最深刻了解的,最熟悉的,同时也是最具感情的。因此,他们提供给文学的经验仍然是他们记忆中的乡土,而并没有用当代题材来建构中国文学的当代性。当然,文学也应当书写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作家有责任去回顾和反思历史,但是,作家同样也需要对当下的现实生活做出关照,记录自身所处时代的真实状态,而这正是当下的中国作家所缺少的。
今天的中国作家也许并不真正了解今天的自己,今天的社会,也就无法用文学来剖析今天的国民心理,因此,中国文学没有与当下生活做出最直接的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悲哀。
内心封闭站在局促的角落观察世界
近年来,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讨论加入了许多来自海外的声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文学也在逐渐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依然是局部的、有限的。在海外的学者看来,中国的作家始终缺乏国际性的视野,总是忸怩在一个狭小的心理空间里进行着自己的创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样的观点,恰恰说明,当下的中国作家是封闭的,他们陷在回忆之中,陷在一个相对狭窄的思路之下,无法更开阔地从生活中寻找灵感,挖掘更深刻的精神素材。
回顾中外经典文学,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的宏阔视角和宏大气象,而这种宏大和深刻很难从今天的中国文学中找到。当下的作家总是保持着向内的姿态,站在一个局促的角落里观察世界,同时,也在那个局促的空间中感受和审视自己。或许这样的创作姿态更加趋向于个人,趋向于内心,同样可以创造作家需要的灵感,但是,另一方面,却使文学失却了广阔的视野和厚重的深度。站在一个打开的空间去思考问题,总是能提供更多的经验,也会对自身有更加透彻的认识。日本学者谷川毅曾经尖锐地表达过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许多作家在当下经济至上主义的残酷社会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或许便是他们逃离到回忆中,规避现实生活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这种激荡的历史变革是从未有过的,尽管仅仅是短暂的 0年,但是,不同代际的人却拥有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和历史背景。当下在中国文坛最为活跃和最为成熟的一代作家,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成长时期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存在着迥然的差异,面对今天的中国,他们抱持的更多是旁观者的心态,而记忆中的乡土却让他们更有存在感。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封闭是具有自觉性的。
再有深度的作品,如果仅仅封闭在回忆的背景下,那么,将会是缺乏真正的深刻性的,也无法具有时代的感召力,当然,更加不可能唤起大多数读者的共鸣。中国作家需要摆脱封闭的状态,从外部观察自己,观察中国现实。作家应当思考,如何从怀旧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真正面对今天的社会生活。[NextPage]
过于沉迷技巧愈发脱离现实生活
比起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许多作家似乎更热衷于对写作技巧进行钻研和实验。这样的钻研与实验使当下的中国文学在技巧层面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甚至于可以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相比肩。但是,五花八门的技巧和越来越艰涩的文本实验,反而令文学流于表面,变得轻浅,缺乏生命的厚度。过度纠缠于写作技巧的创新和变革,无疑使作家们愈发脱离现实生活,走上一条狭窄的创作道路。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形式上不断大胆尝试,确实为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活力,推动了文学的进步。但是,写作手法高于写作的内容,写作技巧大过写作的深度,也成为困扰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顽疾。作家们沉迷于以手法作为高度的创作情绪中,在实验中打转,技术性地不断重复自己,作品变得越来越晦涩,内容的空洞感拉远了文学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许多读者在阅读今天的长篇小说时,总觉得有所隔膜,这种隔膜便是来自于小说本身和现实生活的无关联,尽管它的技巧是华丽的,文本具有高度的实验性,但却是低于生活的。而我们知道,经典文学总是能够超越生活,提供新的文学经验和阅读共鸣,只有技巧没有思想的文学不可能留存在文学历史中。
语言同质化弱化了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把握
另一方面,作家写作语言的同质化,进一步弱化了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表达。
当下,大多数的文学作品失去了个性,不同作家创作的不同小说,长着相似的模样,人们很难透过作品看出作家的个人风格。文学失去了个性化的语言也就是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鲜活感。回顾“五四”时期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可以发现,作家们的面貌几乎各有不同,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可取替性创造了真正繁荣和伟大的文学时代,而语言的个性化正是这种不可取替性的重要体现。
今天的中国作家大多离开了乡土,离开了他们笔下文字的生长环境,也许他们与文学的“乡土”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家们因乡土而造就的个性正在被环境所改变,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这是一个致命性的伤害。
作家们向大城市的迁徙以及心理上与乡土的疏远,造成了文学语言的同质化,进而加剧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隔阂。这使得中国文学曾经具有的丰富的复杂的多民族多地方的叙事形态渐渐被湮灭,因此,文学中的“当代”也必然是模糊掉了的。
当下的文学不应该在“当下”面前缺席。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有无限发掘的可能,这是生活在当下的作家们的机遇,也是重大的考验。偏离现实生活的行进轨道,是作家的失责,他们理应去描写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民众,并把他们作为表达的主体对象,这不仅仅是对文学的完善,更是对作家本身的完善。否则,文学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编辑:郭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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