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书写变迁时代的民族心灵史

中国作家 文学应书写变迁时代的民族心灵史

——“乡下人进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迁移文学”研讨会在扬州召开

4月14日至15日，由扬州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评论》杂志、《文艺争鸣》杂志与本报联合举办的“乡下人进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迁移文学”研讨会在扬州召开。会议旨在对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城乡迁移书写做一个勘探，大家围绕着“乡下人进城”这个中心，分别从“城乡迁移小说的叙述与中国现代化的同步互动关系”、“乡下人进城与城市空间的想像”、“乡下人进城与当代文化的批判”、“乡下人进城与文学叙述社会和谐的建构方式”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应该说，这一话题对我们深入理解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与会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所说，“乡下人进城”早在城乡差别产生之时，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100多年来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母题之一。从旧中国的殖民化沦落到新中国的工业化腾飞，再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崛起，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嬗变使得中国大地上到处闪动着由乡村奔向城市的身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乡下人进城”的艺术形象谱系，展示了一个变迁时代的民族心灵史。以“乡下人进城”为话题研究一个艺术谱系形象的形成与发展，解读现代背景下我们民族的心路历程，将有助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也将给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以重要启迪。

乡下人是谁

会上，不少发言者谈到了当下文学书写中关于乡下人的身份认同和身份焦虑问题。乡下人是谁？可能是读书上大学进城的，可能是当兵转业进城的，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买户口进城的，可能是在乡镇企业发了财进城炒房而进城的，当然也包括挣扎在社会底层的那种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进城务工人员。呈现出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文学描述对象，给今后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提出了要求。有人认为，现在出现了那么多关注底层、关注农民工的文学作品，但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是谁，几乎没有看到或很少看到“他”是谁。也就是说，我们写任何一个人物的时候，都说“他”是个“他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他们”，都是带着这么一种与其是“他们”的身份焦虑，不如是我们的指认焦虑。

不仅表现“苦”，更要表现“困”

众多与会者都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往表现乡下人进城的小说，有很多可能更关注乡下人的肉体所经受的磨难，但对他们所经历的精神的苦难深度观照不够。有人说，在有的杂志中看到，表现进城农民工生活的小说基本都是苦难叙事；而有的杂志中一些由农民工和打工族亲自书写的作品中，却不乏浪漫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作家所写的底层生活与农民工亲自言说而写的小说所表达的差距这么大呢？究竟哪一种农民工的生活是真实的？不少论者认为，如果在文学的范畴里面谈论的话，此类作品更多的应该是精神的世界，而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生存的苦难，文学应该是处理关于人类的精神领域和心灵领域的问题。现代化给乡下人提供了一个空间和穿越的可能，但要求他们在文化上进行穿越非常艰难。因而与会者认为，当下写民工生活或写其它乡下人进城生活的小说，首先要写出人性来，写出人性在人的精神过程中的作用，当下这些小说十之七八都是流浪汉式的小说，没有进行内心透视的能力。当下的小说家在叙述乡下人进城的图景时，他们在什么层面上批判，如何进入到人的心灵，如何把乡下人进城漂泊的历程变成一个精神漂泊和空间迁移互动的过程，影响着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丰富性。

俯视、凝视与对视

与会者说，当前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在写作态度和写作立场上，存在着一种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思想，即用俯视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群体的生存的状态和心态，以此来获得自己的道德满足感，而不是把自己真正下沉到和进城的乡下人平等的位置，以感同身受、由人及己、推己及人这样一种写作态度观照和描述这些乡下人，真正成为他们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的代言人和呐喊者。当下表现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应该以一种更为全面的视角和心态来看待这个人群，而不应生硬地把他们从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中剥离出来。虽然大多处于

红河灯盏花品质特性

红河灯盏花具有什么特性

生物谷灯盏花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