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谈流浪生活与文学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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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把第七战区司令部追到了江西寻乌，没有路跑的地方，很远很远，很山区的地方，只有一条很小的街。这是很糟糕的时候。我的女朋友在那里，她姐夫在司令部里，所以她全家都躲在那里的乡下。我女朋友家里人反对我们在一起。当时我住在城里，她家离城里有70里路，所以我有空的话，就得走70里路去看她。

后来抗战胜利了，对大家来说是很开心的事情，对我就很糟糕，因为大家都可以回家了，我回到哪里？我没地方回去，我老家又那么远。我就回到赣州，然后一路又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后又去了香港找工作，可是我又不会广东话，工作也找不到，最后回到福建的母校找我叔叔。后来，我在集美学校念书，念到二年级，留了5次级，初中念到二年级又留了5次级，实在是个不会念书的小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我也有自高自大的地方，我觉得小学念的是国文，到了高中还在念国文，所以瞧不起这种读法，所以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留了那么多次级，可能也是世界水平的。

我那个叔叔在集美学校是很重要的领导人，看到我回来找事情做，有点不放心，所以把我介绍到南安县国光中学工作，这是陈嘉庚先生的女婿办的学校。我在那里教了半年书。教书存了点钱，就可以到上海了。

上海的难忘事情

在上海，有个朋友在巴金先生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就把我带到部宿舍，我就在那里生活。

我19 8年就参加了学校的木刻协会，所以1945年、1946年，从厦门坐军用机到了上海。我住在那个宿舍，那个时候我大概22岁。我见到了很多前辈。那个时候，我们狂极了，也没什么本事。唐弢（作家）先生对我非常好，想方设法想帮我，就让我设计封面、做些插图，我勉为其难能做到。后来介绍了个有钱老头子给我认识，让我给他画油画，我不会。我一个朋友毕业于美专，很潇洒地勾好了线，然后走了。我就勉强地画了这个油画，当然，最后对方也不要这画，钱也没有拿到。

每年我们在上海开两次全国木刻展览会，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我当选为常务委员。有人对我不满意，说阿狗阿猫都当委员了，说的就是我。但是当时不知道是党的领导，只是看到有些老叔叔老伯伯在管我们。当时很穷，吃顿饭，要从虹口走到复旦、同济找小学同学蹭饭吃。吃好饭再走回去继续做木刻。当时没有任何党的支持，刻好了就拿出来发表。刻地下传单，刻反饥饿的传单，不会有人给你钱，要自己掏钱来刻。有一天，全上海大学生去游行，我跟着同济大学的同学去游行，走到外滩，国民党的水龙头就冲过来，我唯一的西装被水一冲就变形了，再一烤就更歪了。

我们开完展览会，在大新公司收完摊，大家说去吃西餐，是个小胡同门面。西餐有红茶，一小碗汤，一碗有牛肉的饭，8毛钱，非常满意。满意到我对别人说，下次展览会后我们再来吃。

当时臧克家（诗人、作家）先生住虹口，我刻完就给他，5块钱一张。有一次给我25块钱，是先垫了稿费给我的。每次我给他看作品，他介绍发表，都是先垫稿费。就是这么生活，年纪轻，满腔热情，开心得不得了。后来又被介绍到中学教书，星期六就去找汪曾祺（作家、散文家），然后一起找黄裳（作家、），黄裳当时在轮船公司当高级职员，他有钱，我们俩都没钱。黄裳一看到我们，就把文件放进抽屉，带着我们出去玩，吃东西、看电影、喝咖啡。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巴金先生，他不太说话，偶然问问我关于我表叔（沈从文）和萧乾的事情。我认识很多文艺界老先生，但我就怕巴金，因为他不说话。一直到后来，多少年了，见到哪个老先生我都不在乎，就怕巴金。1950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当时巴金、萧乾他们都在北京，我们在北海喝茶，也没有说什么。当时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

在上海都是年轻的朋友，他们都到我住的地方玩。汪曾祺比我大三岁，但思维老成多了，他写信给表叔说，除了永玉外其他人都狂妄极了。

这些都是上海的难忘事情。来到了上海，我不是什么 左派 ，也不是国民党那派，但有时刻的东西不太进步，说我太抒情了。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出生的地方是少数民族的地区，可能抒情的东西多点。第一次挨骂，是跟钱锺书先生在同一本杂志上，说钱先生的《围城》有问题，说我的木刻有问题，迟早会被人民唾弃。那个时候，我刚刚出道，所以有点紧张。

后来我去了台湾，在台北生活了7个月，把台湾游遍了。台湾也有刻木刻的，也就是思想进步的，里面有地下党同志。有一天，我被通知，第二天把行李准备好，7点门口有卡车，不要问，坐进去就行了，给了我从基隆到香港的船票。因为我要被抓了。可是我不是共产党，但他们真以为我是共产党。到了香港工作六七年，投稿、写剧本，后来回到北京，进了中央美院版画科，一直工作到退休。这就是我以前事情的经过。

与文学的缘分

我在抗战胜利那年，也就是找女朋友的那个时候，就准备写这本书（《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就是现在写的第一部。当时，我怎么可能像今天这样写，但也写了好几个月。后来回到北京工作，更谈不上写了。我195 年回到北京，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我看到一些老前辈、老大哥，为了一篇文章，或者文章中的一句话倒了大霉，我还敢写啊？而且，想写的那个空也没有了，下乡、上课。上课还得去挨批。所以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事情。反 右 开始，根本就没有动机去写了。大跃进的时候，我也刻木刻，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歌颂一亩地产一万斤粮食啊，但是有一个我是不刻的，说猪羊跟牛一样大，因为我不相信。国外问我，你这是帮忙说谎啊？我没有想过说谎，只是想创作，在那个环境下，只要有机会创作就可以了。但太超过常识的东西，我是不干的。不是图钱和图名，图名是要倒霉的，只是要创作，要工作。真假夸张，不是我去考虑的。

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文章写不出来。所以一直到 四人帮 倒台后，很多想法油然而生，东做西做，写写散文，在 四清 的时候，在农村实在太无聊了，在一个本子上写动物，没有想到写着写着有了100多条，周围一些人感到好玩也开心，追着看。 文革 的时候，喜欢我作品的人，揭发了我，说我段段反社会主义。我感到，我完了 幸好，批判我的人水平不高，所以还是很幸运。

四人帮 倒台后，我逐步逐步写有趣的文章，有些老人家也挺开心。

为什么会写这个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呢？一开始要在我家乡的《芙蓉》杂志发表，后来杂志又不要我这个小说了。然后介绍到《收获》发表了。我那个地方（湘西），虽然又小又偏僻，但人物出了不少，不写出来就可惜了。所以我就希望写完就好了。写不完我也没有办法了，只是有点可惜。我主要有时间，上午就写。感到有人在看你，感到旁边有沈从文、萧乾几个人盯着我。要是他们看到会怎么想。写到现在，已经写到福建了，抗战要开始了。能不能写完就很难讲了。

我这么看，真正的文学作品，不要诅咒它、骂它，要怜悯它。

（早报 石剑峰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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