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从来不是一个长度问题
文章来源:延庆文学网 | 201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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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说到运用文学策略,一个作家还是小作了。一个人写了那么多,苦心经营如此,又大多来自底层的艰辛生活,对于怎样对待社会、读者,怎样对待评论家、汉学家,怎样对待文学管理机构和外国人,心里都该是十分明白和熟练的。做好这一切并无更大的难度,起码远比用心写好几部长篇小说容易得多。这一类聪明和机智,差不多人人都不缺乏。但是这样就要迁就许多,违心许多,天长日久必会造成内伤。
◆一个人相信永恒的真理,相信这种寻找的意义,就是信仰。这个过程是缓慢和持续的、不能间断的,或许看上去还有些必然的笨拙。我以前引用过他人的一句比喻:“大动物都有一副平静的外表。”
一
我从很早就开始写作,挚爱文学,不可救药和没有来由地爱着,爱得很深。以前我也说过受过哪些影响走上了文学之路等,但知道那是找个他人可以理解的话头而已,实际上更多的是没有来由地爱着。从1975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已经写了快四十年,累计发表字数大约到了一千三百多万字,这还不算练笔的几百万字。
仍然由于特别爱文学,对与之关连一起的事物就要求得格外高、格外严,牵挂得格外深。我尽管自己缺点和弱点很多,却对人性,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自然环境,道德状况,都要求得很高,有时甚至还有点苛刻。对黑暗的东西不能容忍。所以我在许多时候都是忧虑和不满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愤怒的。情绪有时候很激烈,表达上常常是这样冲动。同时也深深地热爱着一些事物,对自然,对友谊,对各种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柔情。因为童年的艰辛,我特别不会忘记并且一直感激着来自他人的善意和帮助。
有个出版机构想出版虚构作品之外的文字,这才仔细统计了一下,发现竟然积下了四百多万字的散文及其他言说类文字。这个字数太大了一些,让我觉得十分突兀甚至不安。发现自己说得太多了,这并不好。从一般规律上看,一个主要从事虚构故事的作家,最聪明的做法是少说一点,因为说得多了,一方面会莫名地得罪什么人,另一方面自己作品可诠释的余地就越来越少了,整个作家也就变“小”了。形象总是更大的、多解的,作家自己说得多了,就会局限解释的空间。那会儿一度想改变这个状况,就是以后尽可能地闭嘴不说。可是心里又有太多的不安、喜悦和愤怒,只想看到什么赶紧提醒一下。我知道这样做绝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感的驱使。当然还要想到生活和写作的意义,并且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并不仅仅是为了写故事、写虚构作品。结果后来还是决定让一切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下去吧,尽自己之力,能做多少做多少,真实地朴素地一路走下去。面对这个危险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喊下去,这也是很自然质朴的事情。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不必因为服从什么文学策略,而硬性地改变自己、约束自己。
说到运用文学策略,一个作家还是小作了。一个人写了那么多,苦心经营如此,又大多来自底层的艰辛生活,对于怎样对待社会、读者,怎样对待评论家、汉学家,怎样对待文学管理机构和外国人,心里都该是十分明白和熟练的。做好这一切并无更大的难度,起码远比用心写好几部长篇小说容易得多,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一类聪明和机智,差不多人人都不缺乏。但是这样就要迁就许多,违心许多,天长日久必会造成内伤,说到底这样的价值取向不算太高,与从小对文学的深爱也是相抵触的。
人的文学志向是不同的。如果努力用写作来换取一些世俗利益,比如赚钱、获取地位、获得更多赞誉特别是内外奖项,都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比较起来,还有另一些目标放在那里。如果是一个基督教作家,要他来回答为什么写作,他可能回答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大多没有这样的信仰,但我们却会明白这句回答当中包含了怎样的深意,有很高的志向和境界,是对自己的很了不起的要求。
那么我是怎样的?想一下总结一下,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名利心在一点点淡下去。回忆刻苦写作的这些年,许多时候只是受没有来由的一种深爱的力量支配着,然后写个不停。我们做文字工作的都知道,将一篇几百字的东西在纸上落实好,让其文从字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尚且还要费不少的工夫——如果这样较真地写下了上千万字,仅从劳动量上判断一下,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辛苦。可是这种辛苦也有更多的欣悦存在。人在生活中,如果他不是一个傻子,只要活到了四十多岁,就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绝望。所以也就是这种没有间断的写作,这种劳动,安慰了我,激励了我,让心灵维持在较好的状态,能够向上提升而不是往下沉沦。就因为不停地思索和阅读,让我靠近了、知道了,人世间还有这样一些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情怀。我必须说,无论如何令自己不满意,还是变得比过去善良了,比过去好了。文学既然对我有了这样的意义,该多么感激文学,它又是多么重要。
除了文学使自己成长、帮助了自己,还觉得留下的这些文字,谬误不少,但其中的大多数多少还是有助于这个世界的,也就是说它们有助于这个世界的道德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它的这方面的作用哪怕只有一点点,但仅仅因为是良性的作用,所以也还是有点意义的。从如上来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效果上看,文学之于我既然是这样,不是很好地走向了、实践了一种志向吗?可见这并不需要使用文学策略,而只需依照从一开始就发生的爱的初衷走下去就行了,应当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这个过程抵达的志向,其实对个人来说也不可谓不大。
二
爱文学是很重要的,一个爱字可以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现在看来,文学人士偶尔出现的一些不好的念头,比如机会主义倾向、虚荣心,都是不爱文学造成的。现在一些刊物的问题、写作的问题、出版的问题,评论的问题,常常出现一些让人大不如意的状况,大都是当事人不爱文学造成的。如果真正爱、深深地爱,也许整个情形就会好得多。
随着写作历史的延长,年龄的增长,会变得比过去宽容。我渐渐知道不宽容的主因,就是太以自己为中心了,不愿离开自己的狭隘经验去理解他人、理解外物。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或许比人和动物的差异还要大,只是让差不多的眉眼衣着和语言方式给掩盖了罢了。人太多了,人群当中真的会有各种不同、甚至是充满奇迹的。要理解一个人,就得知道他的出身、绝然不同的经历,包括一些生活细节,甚至是神秘的血缘等。我愿意努力去体会别人的行为,即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找到自己学习的方向。宽容的结果当然不是要变得更圆滑、更没有原则,而是变得更加逼近真实,更加有立场。再就是,我越来越怀疑对时间的线性理解,尤其是不再简单地相信人类社会能像生物界那样进化,如达尔文主义。人性决定的社会绝没有那样简单和机械,而是更加复杂、十分复杂。如果不能打破“进化”的观念,无论对生活和人性的批判还是赞誉,都是不中要害的,肤浅和简略的。可是我们的文学表达,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进化论的思维。
我认为,能够始终保持对文学热爱的初衷是很重要的。这样才会朴素,朴素才会找到真实。一个人相信永恒的真理,相信这种寻找的意义,就是信仰。这个过程是缓慢和持续的、不能间断的,或许看上去还有些必然的笨拙。我以前引用过他人的一句比喻:“大动物都有一副平静的外表。”这样说,丝毫也不敢隐喻自己是一个“大动物”,而只是表明了对大动物的力量、自信和专注的喜爱。是的,只有黄鼬一类小动物才那么机灵,跳跃,窥视与多变。在这方面,大动物是做不来的。
已经写了近四十年,二十七岁动手写《古船》,后来应出版方要求反复改动,出版时已是两年以后了。三十左右岁还写了《九月寓言》,以及大批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现在,写了十九部长篇、几十部中篇和一百多部短篇。可是今天看,也不见得就比当年的自己写得更好———因为写作就是这样,一边前进一边后退,有时获得就是丢失。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越写越好。但仅就工艺和技术层面来说,或许也应该有起码的清醒。记得画家毕加索说过,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拉斐尔的能力,绘画技艺已经十分成熟,可惜后来一辈子努力的,就是怎样才能画得像小孩子一样。
这样说,当然也不会被误解成自己狂傲到自比毕加索的地步,也拥有那样的早熟和天才。这儿不过是说,自己也赞同这样的看法,即艺术技法和工艺层面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最难的,在艺术这里,一直有比技艺重要得多的东西存在那儿,是它决定一个人将来能走多远。
《你在高原》写了二十二年,有四五百万字———它最初长达五百多万字,应出版方要求缩为今天的长度。但长度并不说明更多的什么,好才是目的。不过它毕竟呈现了相对长的一段生命河流。时间给予的一切,一些认识,是难以靠其他方法比如能力之类可以弥补的。出版后有人担心它太长无法阅读,这只是朴素的担心,总归不是文学的争论。说到阅读和理解,以前的八部长篇不太长,都是在心里煎煮多年、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刻在了稿纸上的,有点像刻钢板的感觉。那些长篇让人倾尽心力。可是有人阅读它们的时候,难道会更容易一些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那些作品对我的重要性来说,像《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仅就个人所能达到的完美度和深邃度而言,丝毫也不比《你在高原》差。所以文学作品对读者和作者全都一样,它从来不是一个长度问题,而主要还是一个心灵问题。
今后会一直用心地、缓慢而有耐心地写下去。无论如何,这样写到最后,才会渐渐拥有自己的一个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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