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

中国文化报钱理群 我出生于19 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 0后 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40后 50后 ， 60后 70后 ， 80后 90后 。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21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 40后 。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因此，一下子到了最边远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可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如何面对现实?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 狡兔三窟 的成语：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 现实的理想 ，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于是，我决定以 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而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前几年我到贵阳，还有学生从几百里外赶来看我。更重要的是，我从与学生的交往，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感到了生命的意义，获得成功感，享受着教师的快乐，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只是把它作为一个 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耐心等待，作长期准备 的 未来的理想 。因此，在学生睡觉以后，我又挑灯夜读，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阅读与研究，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 回到北大讲鲁迅 的梦。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革结束后，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18年。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贵州的 40后 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18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大概在1974年，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20岁上下，都是 50后 了。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研究者将其命名为 民间思想村落 。我和我 40后 50后 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可以说，我和 40后 50后 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7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接触的就是 60后 70后 的青年了。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和 60后 70后 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 鲁迅 我 学生 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 80后 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 80后 这一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话题?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国青年报》的一个 青年调查 ，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 80后 的青年有将近两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谈到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 80后 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 生活离不开络 重视外表，讲究穿着 来概括这一代人，这是 80后 可以认可的；但他们又批评 80后 永远以自己为中心 道德观念、是非观念、感普遍不强 等，这引起了 80后 的不满，因此发出了 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 的呼吁。我的演讲就是为 80后 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 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 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 老实话 就是批评上世纪 0年代的青年人 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 。我是 0后 ，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 0后 40后 50后 ，以至 60后 70后 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 80后 不认真读书 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 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 。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现在， 80后 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 80后 的某些人又开始对 90后 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从2002年退休以后，我和 80后 ，后来又和 90后 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 80后 90后 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 40后 50后 ，是 文革的一代 ，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 60后 70后 ，是 改革的一代 ，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 80后 90后 ，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个人生存、经济问题。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 40后 50后 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 精神上的兄弟姐妹 的；在 60后 70后 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对 80后 90后 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 80后 的青年作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 觉醒 ，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我因此把他们称为 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 ，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 0后 就与 80后 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也是我和 80后 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对 80后 的看法的第二个方面。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 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标；现在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 上帝死了 ，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 80后 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

(本文选自《二十六篇 和青年朋友谈心》，有删节，该书已由东方出版中心于2016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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